靳明俊：中国社会因何而“卷”？

如今，“卷”已经从网络语言变成官方用语，卷之风潮席卷各行各业。那种无法停歇却又劳无所获的状态，既耗费着无数价值连城的宝贵资源，也泯息万千斗志与活力，还催生充盈于市井间的各种焦虑，甚至是暴戾。

中国社会因何而卷？首先是因为我们从不放弃，即使无望也要为之付出全部辛劳；其次是向内而生、反求诸己的文化传承，祖祖辈辈在一口方田间日复一日精耕细作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愿意去卷未必是理性选择，却也是一种品质，但倘若一直卷下去，最终必然得不偿失。所以，还是要从社会运行机理，去探究一些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下中国之治的最大特点，是在很短时间内，通过快速转型，模制西方社会历经数百年方才逐步构建起的经济社会体制。漫长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创新磨合的过程，是各类新旧体制协调一致，实现共生相益的过程。但在中国迎头赶上的这几十年中，显然来不及磨合，甚至都顾不上甄别优劣，更多是时不我待的“拿来主义”，凡是别人有的，自己先有了再说。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的治理体系中，聚合着来自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机制。这些机制都在起作用，但有些是相互矛盾的，如既要解决“打官司难”的问题，又要控制诉讼案件的数量；拉动内需的政策目不暇接，同时管制消费的产业政策也不断出台等。有些机制则是叠床架屋的，如上市公司里既设置类似德国的监事，也设有效仿美国的独立董事，加上通行的审计部门、风控部门、各类外部监管部门，以及中国传统的计划、价格、工商税务管理部门，还包括独具特色的政党职能部门等，这些机构都在行使对企业的监督职权，职责上重重叠叠，操作上反反复复，效果上只可能是卷来卷去。

面对如此复杂的治理机制，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和保证足够的效率，基层政府、企业和操作层面，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主要就是将“中体西用、虚实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精神不断深化，有用的实做，无用的虚做，完全无用的束之高阁。

在增量改革主导的年代，如此尚可维系“三个锅盖五口锅，哪个需要盖哪个”局面的持续，同时还能避免让那些彼此矛盾的机制过于相互钳制，一定程度上实现“既要、又要、而且要、尤其要”多重目标的兼顾。

但随着冠病疫情冲击、房地产业周期转换、发展速度减退等因素，社会可用资源逐步减少，三个锅盖剩下一两个，锅的数量却升至六七个，于是再也无法营造出“一锅一盖”的效果。与此同时，遵循萧条经济学的经典路径，目前解决经济失速问题的方法，主要诉诸于加强管制，实的要更实，虚的也要做实，结果却是变通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原本在实践变通中得到缓和的机制矛盾直接碰撞、尖锐对立，但资源供给更加捉襟见肘，卷的程度随之增加。

市场经济以商事活动为主，本质上是交易过程的综合，而交易是多维意志平等互动的结构，须要协商与合作，充满变量，只能相机抉择和动态权衡。正因如此，为各类交易行为预设规则是千古难题，因为任何立法者都无法准确预测会出现什么样的交易场景，以及交易过程之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为商业活动立法定规时，须要谦抑和知止，为了秩序、公益和弱者利益而划定禁区底线，这是必要的。但如果试图预设非常具体的交易规则，势必会脱离市场实情。当这类法律强制实施之后，要么窒息市场活力，要么造成普遍性违法违规的局面。如果再将这些违法违规的现象，归结于管制不力所致，进而制定更为具体细密的商事规范，最终只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不仅于事无补，整个市场还会为了削足适履这些劳而无功的规范，一层层、不间断地卷下去。

由是观之，卷有历史根因，但更多缘自社会现实。解决卷的问题，出路就在中国既定的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里，也就是解放思想，减少管制，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

作者是原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退休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