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梅：民主、民粹、再民主

不论下届大选各政党表现如何，我希望经过这些年，新加坡至少走过了民粹周期高峰，走向更理性的民主期。

在北京修学已近两个月，初冬时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冷气流，乍寒还暖，在有四季的地方，人的身体适应力也会渐渐锻炼起来。

朋友都关心地问，衣服带够吗？我说：“不必担心，不是有淘宝吗？”

上淘宝买一条聪明羊毛袜（Smartwool），两天内送到。很多年前的冬天到北京，为防脚冷需要穿几双袜子，现在穿一双聪明羊毛袜，基本上就不冷了。

知道“聪明羊毛袜”，是因为多年前看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这本书。作者邦吉奥尼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报道财经新闻的记者，她想了解经济全球化对普通美国人的影响，于是在2005年决定做一个实验，一年里完全不买中国制造的产品，隔年出版的这本书讲述了她这一年的经历和想法。

不论政治家、学者如何论述和论证全球化驱动世界经济带来的好处，现象的描述还是最能打动人的。作者从一个人人都可以感受的消费现象，反映全球化论述没有解答的部分问题：东西多了，我的生活为什么没有更好？这得到美国人的共鸣。过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占领华尔街等等运动，还有世界各地的反权威运动兴起，直到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民主党和左翼归咎于民粹主义的强势抬头。

上个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结果相当果断，反特朗普的阵营还在消化这场震惊。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报道的讨论会，美国一个著名政治网站的记者刚好在北京也受邀参加了讨论，轮到她发言前刚好提到美国选举结果，原籍芬兰的她说：“提到选举我很激动，先跳过去，让我平静下来。”

这样的美国媒体人、学者不在少数。曾任美国专业记者协会主席的资深记者马尔卡诺选后写了一篇“讣告”，开宗明义地说：民主，这项伟大的美国实验，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治理，于2024年11月6日逝世，享年248岁。死因包括党派之争、独裁主义，以及总体而言对未来漠不关心的民众，他们竟然投举了一位暴乱煽动者为新总统。

中国知识界过去几周的讨论焦点，也从AI转到特朗普2.0，正如很多原本意料之外的事情一样，人们的情绪从强烈慢慢转弱，之后就平静地接受这个结果，再思考未来的出路。一名入籍美国近30年的学者在冷静之后说：“我们应该谦卑地检讨，这才是美国民众的声音，这才是民主。”

确实，在社交媒体的信息回音室里，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他们选出的候选人获胜，才算彰显了民主，实际上民主要保证的恰恰不是谁赢谁输，而是社会大众趋同的选择，所以只要程序正义得到保障，民主不死，民粹也不会绝迹，但是民主必须在每一个民粹周期之后自我修复。

这一轮民粹周期的一大根源是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文化冲击、移民问题、社会不公，“特朗普2.0”时代会不会是这一民粹周期的高潮，之后可以期待回归理性的民主？我希望也相信可以。

观察世界最后还是要回到我的国家新加坡。新加坡也同样处在民粹周期中，2011年大选中一部分人已经愤怒投票，2015年在建国总理李光耀去世和SG50双重效应下的选举，人民的负面情绪没有发酵，加上政府也反思了社会政策，更加注意民生问题，执政党取得比2011年好的成绩。

2020年冠病疫情期间举行的大选，纵然新加坡在危机处理、疫情防控方面算是全球资优生，但是执政党的成绩并没有他们自己期望的那么好。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张力一直存在，只能说疫情期间的治理表现，减缓了一些对执政党的负面情绪，否则成绩可能更不好。

来届大选肯定会在明年举行，这一届政府的五年内发生了很多事情，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中美之间大国竞争激化等等，带来的供应链危机造成物价高涨，脱钩断链的不确定性使得市场波动难测，这些都无法带动积极的情绪。

但是新加坡人投票，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自己的生活感受，按照最近这几年，我可以归纳出几个可能的“燃点”：物价、住房、交通和公平正义。前面三个是切切实实的民生问题，最后一项影响的则是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 

民生方面，核心通胀率从2023年4.2%峰值逐步下降到目前的3%以下，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预测，今年的核心通胀在年底应该会在2%左右。东西难免还是比四年前贵，但是涨幅放缓，加上政府之前许诺的财务补贴以及前几天宣布的自住房产税回扣和年值区间调整等等，都是可以纾缓压力的措施。

黄循财总理在上周举行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也明确地说，将在明年的预算案中提供更多援助，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下届大选会不在预算案之后才举行。

生活压力的纾缓，是提高执政党优势的“老方法”，对成熟和年长选民有效，对年轻选民特别是首投族未必奏效。《联合早报》10月刊登的一篇报道中，访问10名首投族，只有两人在乎民生课题，其他都更关注政党与候选人的价值观、参与目标、对国家的愿景，以及社会正义。

年轻人难免抱着理想主义，他们比久经社会磨平的我们更重视社会是不是公平、符不符合正义？

具体说来，过去两年政治人物的行为争议，不论是已经说清楚了，还是仍然在法庭审理的，会不会影响人民投票的决定，目前还很难说。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组屋政策的调整、反职场歧视法案的提出，是否让人觉得政府与时俱进、社会更公平，这些更不容易评估。

有趣的是，现在不管哪个政党都避免把处理这些诉求说成民粹，而是通过各种对话和沟通倾听、调整。执政党也身段更柔软、更务实地处理人民的诉求。不论下届大选各政党表现如何，我希望经过这些年，新加坡至少走过了民粹周期高峰，走向更理性的民主期。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