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茜·肖尔：改变对乌克兰的思维范式

9月，一枚俄罗斯导弹炸毁利沃夫市中心的一栋公寓楼。我给住在那里的一位朋友发了条短信：大家都还好吗？他回复道：“还好，我们很幸运，但住我们隔壁的朋友，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三个女儿，都死了。”

然后，我看到视频。那位叫雅罗斯拉夫·巴济列维奇（Yaroslav Bazylevych）的邻居满脸是血，看着年轻女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尸体，从废墟里被挖出来。有一张巴济列维奇凝视着敞开棺材的葬礼现场照片，这张照片应当和其他揭露暴行的标志性影像，包括华沙犹太人区举起双臂的小男孩、在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赤身裸体逃离村庄的越南女孩、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的2岁叙利亚男孩尸体，一起被收入记忆殿堂。

杀死巴济列维奇家里四个人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与三个月前击中基辅奥赫马迪特儿童医院的导弹一样，都是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发射地点并不神秘，乌克兰人知道它们在哪里。杀害雅罗斯拉夫的妻子叶夫根尼娅（Evgeniya）和女儿们的导弹，是一架米格—31K战斗机从俄罗斯图拉地区发射的。

这架飞机从莫斯科以东约300公里、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66公里、离利沃夫1386公里的萨瓦斯莱卡军事基地起飞。这段距离如果开车的话，需要20多个小时，而“匕首”导弹却只需7分钟。

然而，乌克兰人却无法使用美国人提供的武器，摧毁这类导弹发射场地，只能坐等导弹的到来。所有人都知道这很荒谬，但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这是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拜登总统的决定。他是个好人，有着正确的道德观念，但他一直无法超越早已变得扭曲且致命的“避免升级”范式。

诚然，我们很难摆脱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以全新视角看待世界，尤其是当我们逐渐变老时。我们总是对过去的现实情有独钟。战争和革命会打破时间，用哈姆雷特的话说就是“让时间脱臼了”。突然，持续数年或数十年的事态仿佛在一瞬间消失，然而由它所塑造的思维方式却可以长期存在。

这一点在拜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91年10月，他作为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主持听证会，调查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声称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在10年前对她进行性骚扰一事。托马斯的辩护律师将希尔描述为一个喜欢招惹男性关注，但被断然拒绝的单身女性。

得克萨斯州执业律师，也是托马斯友人的约翰·多格特被传唤来为托马斯作证。他回忆说希尔曾因他取消某次晚餐约会而表现沮丧。多格特对委员会说：“希尔女士关于我对她存在性方面兴趣的幻想显示，她会因为被那些吸引她的男性拒绝而感到困扰。”拜登回应道：“在我看来，这要么是信仰的飞跃，要么是自我的飞跃，二者必居其一。”

当我在33年前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些话时，我意识到拜登相信希尔，并为她所受到的屈辱感到寒心。他特意强调，她原本并不想将此事公之于众。尽管如此，拜登还是缺乏跳出自己既定角色、重新审视局势的勇气。

但是，避免激进行事，却可能会带来激进的后果。拜登的道德敏感度值得尊敬，但他未能迈出大胆一步的做法，却造成可怕的间接恶果，因为托马斯借此进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前的道德沦丧状态（托马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让美国人有可能遭遇一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而最高法院在一项得到托马斯支持的裁决中，却给了此人几乎完全不受惩罚的权利。

拜登职业生涯的特征，并不是心怀恶意或冷酷无情，而是缺乏勇气。事实上，这似乎是一个内心正直者的悲剧性缺陷。在这个自恋型精神病患者对事件发展施加不成比例影响的世界里，拜登以他的同理心脱颖而出。但这还不够，也不可能足够。

历史的走向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结构性条件，以及所做的选择。有时，个人选择的作用会特别明显（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比如小罗斯福为克服大萧条而进行的大胆实验，或者张伯伦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坦克开向基辅时，拒绝美国政府的逃亡提议，也是这样的时刻。当克里姆林宫的杀手在首都追杀他时，泽连斯基在晚上走到城市的街道上，并录制一段自拍视频。他说：“总统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

突然之间，一切都不再如预期那般发生。乌克兰不会像普京预言那样在三天内沦陷，也不会沦为白罗斯式的俄罗斯保护国。一场大规模陆战在欧洲大陆爆发，这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但却突然成为21世纪初的重大事实。

此外，根本不存在“历史的终结”一说。乌克兰艺术策展人瓦西里·切雷帕宁写到：“欧洲在这些紧急时刻的任务，首先是放下成见，学会观察——对其历史的核心叙事进行深刻的修改和改变，因为它们对欧洲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种“放下成见”是拜登当前的任务。他不再年轻，在位时间也不多了，但他仍然可以，也应该去冒险，改变范式，拥抱新的历史时刻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美籍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到：“拯救世界……免于其常规、‘自然’毁灭的奇迹，归根结底是诞生（natality）这一个事实。”她这里所说的“诞生”不仅指新一代人的出生，还指人类行动能力带来的新开端。在阿伦特看来，行动具有新生的特质，其结果则因其本质而不可预测。在乌克兰，不作为，即拒绝允许乌克兰政府采取自卫行动，则具有死亡的特质。

作者Marci Shore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英文原题：Shifting the Paradigm in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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