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习拜会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纵横天下

11月16日，中美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首次视频会晤，会晤释放了中美双方稳定关系的共同意愿这一积极信号，是中美关系走出持续恶化的怪圈，进入调试期的重要转折。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将对本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产生影响。

此次会晤是近年来中美交往中少有的气氛友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拜登总统开场第一句话就说，下一次我希望能够直接面对面会晤，正如过去我们去中国访问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以很高兴见到老朋友回应。

第二，双方对于中美关系的大方向达成共识。双方领导人都指出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重要，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前一句话是对内的信号，后一句话则是对世界的信号。中国领导人则明确定位，中美关系稳定和健康发展是“中美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第三，双方在管控分歧方面也体现了共识，特别是拜登的发言体现其要逐渐让美国对华政策“去特朗普化”，走向理性的信号。拜登说必须为中美关系建立一些“常识性的防护栏”，表面上看这是对中国说的，但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过去非常识性和非理性的对华政策调整的暗示。

第四，时间设定上体现出美国的积极性，这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内部讨论逐渐朝着调整方向倾斜。此次会晤时间开始于美国晚上8点之前，北京时间上午。拜登在会晤开场白中也强调，双方一直保持着沟通，并表示希望下次直接会面。

中美首脑会晤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以友好的氛围进行，除了双边关系的动态外，也有双方国内政治日程交集的背景。

从拜登政府来说，刚刚通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法案。这是拜登政府执政后最大的一个预算法案，可以说跨过了很大的一道坎。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1月的美国中间选举，拜登必须要集中精力做出成绩来。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外交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口号，这本质上来说是要解决美国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极度拉大造成政治和社会分裂的困难局面。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要服务于这个大局，中美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不符合拜登政府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刚刚召开了中国政府十九次六中全会，决定明年秋天召开党的二十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的近期政治日程大事，从时间点上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从具体内容来说，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事项，本质上这是要建设橄榄型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

所以，美国和中国实际上都要解决建设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的共同课题，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会晤中强调，中美要做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也存在关系定位上的分歧。拜登在讲话中强调，要确保不让竞争升级为冲突，这实际上是想用“管控的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国领导人则是强调“合作”，这也体现了之前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与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时，提出中国不同意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想法的一贯性。

这种定位上的不同也预示着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的不确定性。拜登在开场白上提到了三个方面，人权、经济和自由开放的印太。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其对华政策直接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中美关系恶化后，中日关系也出现了漂流和后退。此次中美首脑会晤释放出的信号，会对日本国内的对华政策讨论产生影响，例如拜登期待下次直接会晤，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冲击力很大的信号。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从日本角度来说，也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

但是，日本自民党内部对华政策目前没有共识，过去几年对华强硬的惯性仍然强大，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也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期待日本出现很迅速的变化可能也比较难。再加上岸田尚未在自民党内部巩固权力基础，在对华关系上会保持谨慎态度。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速度往往会超出日本的想象力，如果过度观望，则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尼逊冲击”的再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