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郭良平:乌鸡眼与红脖子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2-03-01 08:05

审时度势

中美冲突是历史必然,但最终结果是和平共处还是一决雌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智慧能否战胜乌眼鸡和红脖子,即双方国内好斗的舆情民意。目前两国民间都表现出了不健康的情绪和妖魔化对方的倾向。由此形成的强大的“政治正确”的压力,对不同意见有噤声效果。

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然而透过这些不同,显示出来的人性的缺陷是一样的。双方的政治制度都欠缺纠错的能力,尽管原因不同。

人的劣根性

在上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及其祖先以家族为单位,分布在广袤的丛林和草地上。为了生存,对内他们必须紧密合作来狩猎和采集食物,对外必须守护自己的领地。久而久之,人们几乎是自动、下意识地区分他我——内群体和外群体。由于分布稀疏,群体之间往来很少,对出现在自己领地上的陌生人,他们一般都当作来劫掠的敌人来虐杀。上世纪初,人类学家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其它地方观察到这种现象。对现代人的实验,如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罗伯山洞实验”(Robbers Cave Experiment)也证实了人性中这种分群、仇外和攻击性倾向。

研究还发现,人类暴行的两大主要原因,是我们通常认为好的、并且谆谆教导我们下一代的——自尊和道德理想(high self-esteem and moral idealism)。自尊受伤是日常生活中暴力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屠杀,种族灭绝,战争和恐怖主义都脱离不了道德理想主义,或建立理想社会的努力。道德理想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将他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人们总认为己方是正义的而他方是邪恶的,并编织故事,给对方贴标签、画脸谱、戴帽子来创造出学术界称为“纯邪恶的神话”(myth of pure evil)。一旦将对方贴上邪恶的标签,就不再把他们当人看,对其为所欲为,就像二战中纳粹对待犹太人那样。那些施暴的德国人,往往平时都是有教养、受尊重的公民。

任何己方人质疑这个神话都是叛变,必须受到严惩。被逐出群体,对人这个社会动物是最高惩罚。为了不被自己人开除,即使心中有疑问,人们一般都会从众,甚至为了表现突出而争先恐后地施暴。这就是文革暴力的心理基础,也是“政治正确”的压力源。

从进化论来看,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也是一种过时的本能,用到现代社会就会产生灾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民族灾难,错在毛泽东低估人性中的恶,听任其借群众运动发泄,造成以“阶级”划线,“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和大量非正常死亡。人性中的这种残暴在打江山时很管用,但用在坐江山时就无法控制。法西斯主义是群众运动催起来的,民粹主义在美国这个民主大本营推出一个大独裁者,也不是没有可能。

美国:政治正确的诅咒

乌眼鸡和红脖子的一个主要效应是常识和理性被淹没。美国政治和社会矛盾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去常识化,即作为全社会共识基础的常理被湮灭了,使得整个体制无法正常运转,大量矛盾堆积和恶化,乃至国运倒转。

有三种力量在美国引发去常识化。一是党争绝对化。两党制将敌我意识引向零和博弈,两党都成了红脖子,奉行的是类似中国文革时期的乌鸡眼斗争哲学。它们在政治得分上斤斤计较,选战成了宣战,为反对而反对,为否决而否决。二是政治正确化。一句话说得不恰当了,一个词用得不对了,就示威抗议,大批特批,上纲上线,诉诸法庭,对峙公堂(国会听证),抢占道德高地(唱高调),义愤填膺地挑起社会纷争,为极端势力创造了机会。第三个是法治盈利化。律师无孔不入,到处制造诉讼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样不仅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封死了大量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人人讲话或冠冕堂皇,或谨小慎微,不敢讲实话真话,不敢遵从常识。

这些使社会戾气充斥,不满情绪沸腾,挫折感越来越多。这种敌我意识和抢占道德高地的战法,顺理成章地被用到中美关系上来。两党在政治正确上少有的共识,是将中共定义为“邪恶”。中国的崛起唤起了原始本能中的“战或逃”(fight or flight)的应激反应。当然“正义”一方是不会逃的,“战”是唯一选择。在正义感和古老本能的驱使下,美国由于种种缘由,陷入一场对中国的“正义的战争”,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就像它当初卷入越战,发动中东、阿富汗以及许多其他战争那样。

中国:文革态势的回归?

不幸的是,类似的机制也在中国激活了。同美国人一样,一旦“真理在手,正义在胸“,中国人也很难吸取历史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的教训。虽然党争和经济社会诉讼化离中国尚远,但在政治正确上,中国正在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特点。同那个时代比,当下美国的政治正确乃小巫见大巫。

那是个红色恐怖和愚昧横行的年代。人们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做人毫无尊严。那时远不止是红脖子乌眼鸡,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明目张胆的打砸抢烧杀。文革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像一架绞肉机,每一个被绞的人又都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也在绞别人,每个人都是自己悲剧的始作俑者。当刘少奇面对批斗他的红卫兵,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维护他的人权时,他似乎没有想到,数年前他批斗彭德怀时,彭也有宪法赋予的权利。

当前,造成文革浩劫的一些基本条件隐隐再现。意识形态正统的恢复,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正确,包括对思想和信息的控制,和一面之词化的宣传。民族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被煽动起来,言论上的禁忌越来越多,人们的思路越来越狭隘,常识和理性正在退位。对别国肆意嘲笑、贬损和妖魔化,把本国封闭在一个自吹自擂,报喜不报忧,充满肉麻献媚的话语世界里。到处是阴谋,到处是敌对势力,告密受到鼓励,连文革的语言风格也回来了——哪些话能讲,哪些不能讲,怎么讲等,都有详细规定。

创新也有,包括用网上谩骂和人肉搜索来代替文革的街头暴力,雇佣大量水军来制造“民意”和粉饰太平。用过时观念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是文革后罕见的,也同多元化社会的现实相矛盾。

在对美关系上,倒是一贯鹰派的军方,发出了一些鸽派的声音,而一贯扮演鸽派角色的外交和外事部门,在乌眼鸡和红脖子的呐喊声中,掀起了“战狼外交”。这种角色调换在全世界各国都很罕见。“战狼外交”打打嘴仗无可厚非,但不要弄假成真。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时,人们不自觉地就当了人的劣根性的俘虏。文革时是造反派,现在是“爱国贼”,他们能够造成的损害,是外部“敌对势力“无法办到的。

理性、常识、平常心

无可否认,中国是被动应战的一方。中国人感觉民族自尊受伤,坚信“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并且本能地要以牙还牙,这都很自然。但须认识到,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外,上百万年养成的人类秉性也在起作用,双方都坚信对方是坏人,是邪恶,故两国相争来日方长。在这种情况下,纠缠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没有太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看谁能够自觉挣脱劣根性的束缚,发挥理性的作用,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才是和平崛起的大智慧。

人类能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是因为它能够用理性来压倒动物秉性。理性、客观地来看中美关系,美国实力强悍,盟友众多,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中国是绝对少数。美国及其能够调动的盟友的实力加起来,远远超过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达到的程度。现在不是自我膨胀的时候。

近代历史上的世界霸权更替,都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之内(包括“脱亚入欧“的日本)。另类文明大国的崛起,中国是首次,故面临的困难和复杂局面是空前的。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古语所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的因素不可避免。所以更需要理性、智慧、常识、耐心、不骄不躁不怒,和保持一颗平常心。历史上被打下去的崛起国几乎都是无耐心、愤愤不平的红脖子,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发起挑战或陷入冲突。

中美双方都不缺乏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往往是敢发声,在本国却没人听,反而为中国媒体大量引用。在中国则往往是没人敢发声,怕被当局针对、被网民人肉。理性、常识在太平洋两岸都在退位,躁狂正在取代平常心。常识和理性死了,国家也就没有希望了:要么像苏联那样走向停滞衰败,要么像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而最终灭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是有人格,守底线、尊理性、重常识、有担当的公民。有了这样的公民,人性中的恶就能够受到较好的控制,国家稳定和社会进步就有了基础,也更有可能和平崛起。中国应该为这样的公民成长和发声,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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