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特朗普胜选的道德与权力深层解读
特朗普战胜哈里斯并不代表美国团结起来，而是标志着建制派的系统性失败，也代表着美国的纠错机制不再能够发挥作用，意味着美国深层统治集团已经无力处理当前局面。
时间回到2002年，小布什携高人气帮助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民主党人士气低落，哀鸿遍野。政治学者特谢拉（Ruy Teixeira）和记者朱迪斯（John B. Judis）这时合著一本书《新兴的民主党多数》，分析社会结构和选民行为的演变，提出一个观点：美国正变得更加教育化、城市化、世俗化、多元化，民主党即将迎来长期执政！
在民主党阵营，这本书几乎被奉为圭臬，被看作预言书和民主党未来的选举圣经，尽管两名作者刻意避免将他们的研究简化为“白人美国的终结”，但这种解读几乎不可避免。
书中说到，每个选举周期，少数族裔选民的比率都上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却在快速减少。少数族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这两个群体，似乎天然是民主党的拥趸。一句并未在书中出现的话——“人口结构决定命运”——成为民主党的实际信仰。是的，随着这两个族群人口比率不可逆转的增长，民主党基本盘将永久性地超过共和党，将迎来全面的、长期的执政。
2008年，民主党今天的选举毒药——奥巴马——横空出世，斩获超过三分之二拉丁裔选民和95%黑人选民的票。那一刻，民主党人深深认为，历史拐点就此到来，《新兴的民主党多数》预言实现了。民主党后面须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然后，随着这两个群体人口持续增长，民主党的优势不可动摇。
民主党人在自己的理想路线图里走得太远太远。人口结构固然发生了改变，但增加的少数族裔正在不可阻挡地加入保守选民的行列。人们受够了学校里不断宣扬的彩虹文化，受够了街头的打砸抢，受够了遥不可及的环保议题，受够了对罪犯的纵容，受够了高高在上的民主党政客，受够了没完没了的“政治正确”！
过去四年，建制派用加息+财政扩张+假数据，吹捧美国资产的套路，显然被大选证明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美国民众对于这一套路并不买账，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穷，所以“赢粮而景从”，用一场摧枯拉朽的特朗普选举大胜，来戳破民主党过去四年惨淡经营出的粉饰太平假象。
目前的局面，建制派在台上，还能把“美元霸权”这唯一的水源做统筹性的安排，细水长流式地使用。特朗普上台只会是孤注一掷，将美国的战略资源一股脑地用尽，也就是不顾及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强行让美联储降息扩表，来为财政扩张提供资金，以期望能够由财政扩张来拉动经济和赎买民众。
特朗普的权力有效期非常短，他不能迅速对民众进行赎买，立刻就会被民众抛弃，进而也会被各路政客抛弃。就像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各地归顺明军的反叛一样。所以，他的上台只能标志着美国权力核心对于它们所看守的“最后的金库”——“美元残余霸权”的挥霍式使用。
联邦主义者曾有此一问：“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关键不是眼下怎样，古今大帝国都在兴衰中一步步走过，从来没有千秋万代，问题在于何去何从。
天赋优势的使用和收益，应该以天赋最差者的条件改善为前提，否则就是不正义的。这一立论的核心逻辑在于“人对其幸运的家庭和环境其实并无权利”“没有一个人应得他在自然天赋的分配中所占的优势”（罗尔斯《正义论》）。这一“权利优先于善”原则的延伸，始终面对一种张力，这两者是否可以在词典式排列的意义上分开？如果分得开，二者又是何种关系？如果公民不在政治生活中追求和培育德性，就会把善削减成一种工具。这正是保守主义对“权利优先于善”批评的抽象表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生活中培育德性，确实有将德性的定义和标准问题，集中到某个或某群人手中，使共和转向僭政（编按：指暴政）的可能性。但是，政治的道德中立，除了会造成善的工具化，还可能使那种由“必要的恶”推动的一切成就，不仅证成这种“恶”的必要性，还证明这种“恶”实际上是“善”。二者若不相调和，最终将殊途同归，这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无论如何，罗尔斯对自由和自由价值的区分，将在现代自由主义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大学老师王沪宁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反对美国》中写道：时值今日，贫富差别构成社会主要的利益结构。在富裕社会中，真正的穷人不多，真正的富人也不多，但大多数中产阶级认为自已是富有的或会是富有的。这一部分人认为，过去的富有或将来可能的富有，有赖于经济领域中的自由活动，如果限制这种自由，制造平等，就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经济领域不属于政治领域，不能强行要求平等。人们在这个领域中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不能因强调平等，而拿别人的钱去给另外的人花。有钱的或有一部分钱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质言之，这种论调反映富有者的愿望，他们不愿意限制资本的自由，也不愿意与社会大众分享更深层次的平等。
这正是特朗普胜选的关于道德与权力的基础性原因。
作者是成都市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