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浩：美国大选与欧洲战略自主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最近两届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了周期性出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四年前拜登刚刚赢得2020美国总统大选时，欧洲领导人便松了一口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给拜登当选的祝贺推文中直接宣示，希望与拜登政府进行合作的领域，包括多边主义、气候变化、跨大西洋关系，而这些都是前总统特朗普所不屑的。在拜登执政期间，基本满足欧洲盟友对于这些合作领域的需求；当然也有摩擦，如美国和英国在印太地区的美澳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合作，曾引起法国的不满。

“所幸”，一场外部危机在拜登执政中期出现，俄乌战争的爆发使得欧洲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联系变得至关重要，由安全合作推动的其他领域互动也变得更加自然。如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得到欧洲盟友特别是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支持。美国所推出的投资计划背后的战略考量之一，便是对冲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但是，俄乌战争不会一直存在，拜登政府同样有生命周期。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伴随着新一轮美国大选结果，欧洲再次面临如2020年那样的外部不确定性：如今特朗普获胜，美欧合作的前景无疑会变得黯淡，多边主义、跨大西洋关系或将在美欧互动中沦为边缘议题。

美国大选对于欧洲与世界的潜在影响力巨大，但欧洲领导人已不再如四年前那样紧张。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正在发展，因为不管美国大选进程如何激烈、美国社会政治如何极化，来自两边的美国人所关注的都是美国的利益。如果欧洲的战略政策制定，只能由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所主导，欧洲注定不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虽然俄乌战争给欧洲的安全环境带来冲击，美欧在安全合作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中重要的便是欧洲对战略自主的重新思考。

对于欧洲而言，战略自主并非新概念，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安全环境因为苏联解体而得到缓解，欧洲寻求一种区别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的意图强化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莱尔时期的英国曾与美国一起进行多轮国际干涉行动。由于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欧洲内部对于战略自主的认识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在拜登上台之后，美欧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特朗普造成的影响并没有消除，直到俄乌战争爆发，安全议题短期内主导欧洲内部事务，安全合作的声音盖过战略自主。随着俄乌战争带来的安全紧迫性下降，战略自主再次获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便是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结束对华访问之后，关于欧洲战略自主的表态。

尽管从实践上来看，欧洲离实现战略自主仍有一段路要走，比如欧洲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仍是明显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领导国，仍通过北约来获取美国武器。同时，欧洲的战略自主由于内部团结程度、自身实力的原因，自然带有局限性。但欧洲无疑不再如四年前那样，对美国新一任总统抱有高度期待。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将会是欧洲的发展目标。当然，前提是俄乌问题的“妥善”解决。

作者是成都世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