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阳：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

来源：香港明报

作者：李宇阳

近日中国内地知名博主、涉港时事评论员靖海侯的一篇文章《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在建制圈子引起不小的反响，甚至在香港本土论坛“连登”上亦有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及部分用词，例如“宁左勿右”、“矫枉过正”、“贴标签”、“不折腾”等，在很大程度上亦代表了当前部分港人的心态，既是对自身身分的认同与怀疑，亦是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思考与未知。

香港经历了修例风波及冠病疫情双重打击后，在“后国安法”时代下，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如何保持香港自身的独特性，再次成为继九七之后摆在国家及香港面前的重大课题。

香港治理的好坏 取决于两个维度

2002年11月19日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访港，在礼宾府接受港府宴请时，曾致辞提到：“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现阶段香港治理的好与坏，取决于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港府的政策制订与施行，是否落实到位、民众是否对此买单；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对香港的未来管控是严或松、一国两制有没有变质。这两个维度之间亦有交集，那就是代理人对中央方针路线的理解与执行。若理解得差，执行自然不到位；但如果出发点只是为了执行的观感满意程度，而选择性忽视理解的深度与否，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落实，是大陆政府老一辈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结晶。一国两制作为解决香港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作为香港回归后保持社会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这一制度是没有问题的，更必须长期坚持。

不过伴随时代的变化发展，无论是中央还是香港，都会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发生改变。2019年之前，是“一国”与“两制”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意识形态之争；而2019年之后，便是在“一国”主权之下如何发挥“两制”之利，对于不掩盖“两制”独特性的一种担忧，对找寻“一国”与“两制”之间最大公约数的一种思考。

香港要守护世人信心

“一国”与“两制”并不冲突，也不应冲突。一国两制的好与坏，是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的侧面缩影，就好比爸爸与儿子一齐玩跷跷板，有些时候，爸爸稍微挪一挪，儿子的位置就会改变，而不是爸爸永远以绝对重量的压势，令儿子只能停留在最高点，无法动弹。

中央永远都是希望保持住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一国两制成功与否，是要向世人证明的，更关系着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维系高效公平、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及联系汇率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等，这些均是香港及一国两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石，亦是短期内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取代香港的根本要素。这些中央知，香港更知；而香港要做的，就是守护住世人对此的信任和信心，而非自废武功。

讲好香港故事，其实就是讲好一国两制，令世界觉得不是“一国一制”、空有其表。正如不能单靠“有麝自然香”，亦要“画公仔画出肠”。过去一年，无论是“Hello Hong Kong”还是推出“高才通”，或者是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特区政府在疫后为了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经济复苏、活力强劲的香港做了不少工作，亦取得一定成果。

香港固有的传统优势及经济基础，只要稍作宣传便可回来；但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有关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指控与批评却从无间断，这是香港政府必须面对，也是必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虽然当中涉及地缘政治和中美冲突等大背景因素的影响，惟绝不是靠几个“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的字眼就可以回避或交功课的。何谓香港故事？讲好香港故事，还是讲好的香港？讲好香港故事，如何做到既令国际社会认可，亦让香港社会内部产生共鸣？这3个问题，特区政府有必要重新梳理，未来在大外宣方面是否需要有新的侧重点，以维持一国两制新形象。

国安法绝非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在靖海侯那篇文章中，我很认同其中一句话：“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宁左勿右，不管后果。”执行者的有关言行，其实某程度上影响着能否讲好香港故事、能否贯彻一国两制。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新香港，在由乱转治的过程中，“止痛”虽必不可少，但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如果事事仍以国安为由，只会进一步降低港人对政府发自内心的认受性，以及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认可。当权者更需要留意的是，国安法只是用来拨乱反正、应对外部势力的杀手锏，绝不是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更不是用来作为个人邀功的尚方宝剑。

（作者是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