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杨军:当今世界多重危机的再思考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3-07-19 07:45

《联合早报》6月15日刊发乔治·索罗斯的《民主制度能在多重危机中幸存吗?》,读后颇觉震撼。索罗斯所思考问题之严峻、复杂和紧迫,令人不能不陷入忧虑和沉思。

文章对人类命运所展开的深邃、宽广和厚重的思考,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对人类的关怀与大爱。也正因此,笔者认为若他能将题目改成《人类能在多重危机中幸存吗?》可能更为贴切。因为整篇文章所谈无一不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危机,而绝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而且,索罗斯在展开论述他所认为的三个最紧迫问题时,也都无一不从全球视角去审视之。

当然,有一点我能理解的是,索罗斯内心深处忧虑中的忧虑,首先还是其赖以安身立命并推崇备至的民主制度能否幸存,然后才是其他。只不过他也明白,任何一个问题都远远超出民主制度所能解决。也正因此,笔者想先谈谈此文的不同意见,以商榷于索罗斯。

在笔者看来,所有这三个问题:人工智能(AI)、气候变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对于他的标题,都应退居其次,首当其冲的问题毋宁还是民主制度内在的极化危机。至少就美国两党政治而言,在前两个问题上就剑拔弩张,各执一词。这只要从前总统奥巴马签订《巴黎协定》,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即可一目了然。然而,气候问题上之极化分裂,不过是美国两党争执相对较次要的议题,双方在许多关乎美国三权分立这一立国基石的重要议题上,已势同水火——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特朗普被指控37项联邦刑事重罪,就是典型病症,而特朗普反复攻击的,就是民主党人发起的政治迫害以及司法腐败。

共和精神几乎荡然无存,才应是索罗斯对民主制度能否幸存的最大隐忧。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此,笔者曾在《联合早报》撰写多篇拙评探讨之,以图将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病症,剖析解读,引起人们重视。尤其是在《美国究竟是否已然衰败?》(3月23日)一文中,笔者指出:“美国衰落与否的背后,暗含着整个西方的命运起伏,乃至人类未来走向的关键密码。尤其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同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高度结合后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还无人知晓。基于此,我们绝不应隔岸观火,更不应幸灾乐祸。也基于此,所有理性的探讨争鸣都不仅意义非凡,且责无旁贷。尤其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更应如此。”

其次,就索罗斯所提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是人工智能”。笔者认为尚言之过早,无论是微软免费推出的ChatGPT 4,还是谷歌新的AI产品,都还处于有待进一步升级的开始;换言之,顶多只是失控的开始,毕竟目前还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困扰当今世界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而毋宁说是“困扰未来人类的多重危机的首要成因”,甚至可以说是威胁并彻底毁灭人类的首要罪魁祸首,亦不为过。

在笔者看来,AI的核心风险就是失控,而且人类终将失控。这是深藏于人类逐利竞争的天性,以及AI逐步升级的不可知风险中的。尽管当ChatGPT刚推出时,马斯克曾发起联名呼吁暂停AI的研发,但在科技公司逐利并力争引领潮流的“雄心壮志”面前,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弱不禁风。就我们目力所及,就可以看到目前人类95%(甚至更多)的工作,都将为未来不断升级后的AI所替代。仅此一点,未来人类社会将出现毁灭性的打击,试问95%的人类岂不成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废物?

这将置自视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于何境地?笔者在探讨如何解决人口危机这一问题就痛苦地想到:也许人类基因中,就包含着化解人口危机的关键密码,即当现代科技逐步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人类就已经潜意识认识到,人终将会被机器(尤其是当下的AI)所替代,于是人类基因就会本能地通过“少子化”,以尽可能规避或延缓这一悲剧式的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能解释机器化最普及的工业国家日本,最终将不得不面临消失的“国难”(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语)。

我们并不清楚有朝一日在拥有自主意识之后的AI眼里,究竟会怎么看待并对待人类这群废物?就像在我们眼里的大猩猩一样。我们只要扪心自问:人类何时对野生动物发过善心,将他们统统都养起来、保护起来?要么是少数幸运者岌岌可危地生存于人类掠夺后的栖息地中,要么是沦为动物园与马戏团中娱乐孩童的工具。将来当面对智商高出人类N多倍(理论上它们可以永不停歇地进化)的AI时,它会如何善待我们这些智商如婴儿般的废物?这就像我们遥望深邃的黑洞一样。

我们不知道其中充斥着多少恐怖的未知,至少从近代科技带给人类翻天覆地的巨变时,也带给人类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毁灭性。仅从战争而言,一战和二战愈发先进的武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与伤痛就史无前例。人类唯一侥幸的是,当时掌握核弹的是以自由与和平标榜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几乎凭一己之力打败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大邪恶国家的国家。但只要稍微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当时有核弹的不是美国,而是那两个疯狂国家的话,人类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而对飞速进化中的AI,不也有同样忧虑吗?

即使AI仍掌握在自信正义的美国手里,何为正义这一问题就已经很成问题了。看看美国两党选民确信己方正义的同时,攻击并诅咒对方的邪恶,就可以一目了然。由这些伦理观念截然对立的科研人员所掌控并研发的AI,会持何种观念以待人呢?更不要说由完全不同意识形态政体所拥有的AI,究竟会发生哪些碰撞?会不会有一天,持不同观念及意识形态的AI,也大打出手并恶意攻击与其持不同见解的人类?我们不得而知,留给人类的最后时间,其实不过是AI获得自主意识之前的短暂逗留罢了。

最后,人的基因中是否就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冲动,以及本能地躲避灾难的先验性呢?

这是我们还无从知晓的秘密。精神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曾在奥地利在劫难逃的岁月(1938年后的纳粹控制期)中一直沉思一个问题:“人类的毁灭性冲动”,这一思想以最强烈的表达体现在他的著作《一个幻觉的未来》(又译《幻象之未来》)。换言之,人类生来就具有毁坏欲,就像文明本身就内含纳粹这样的毁灭性力量一样。只不过1939年就过世的弗洛伊德,并不知道人类今天所面临的AI与气候灾难罢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挑战,也是责无旁贷,必须审慎应对的危机。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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