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第一次石油危机50周年杂谈中东局势沧桑

岁月如梭，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称赎罪日战争）距今已有半个世纪。更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当年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成员国，对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多国实施石油禁运，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和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据总部在荷兰的爱思唯尔（Elsevier）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的《能源辞典》（Dictionary of Energy），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因此下降了4.7%，欧洲总体下降2.5%，日本更下降了7%。

经济衰退之外，阿拉伯石油禁运也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为了节约石油，美国国会和尼克逊政府实施全国性的55英里（88.5公里）汽车时速限制，冲击了美国民众大手大脚的汽车文化积习，尤其是在原先高达80英里甚至不限时速的中西部，所引发的民怨更甚。文革后中国大陆首批放映的好莱坞大片《车队》（Convoy），便反映了石油危机后的美国社会生态。这种民情也加剧了今天右翼民粹主义的反联邦政府情结。

更加值得回顾的，是发起石油禁运的沙特和其他阿拉伯政府——借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妙语，是“没有美国军事支持撑不到两个星期”的专制政权——居然会冒华盛顿之大不韪，让西方陷入如此严重的能源危机。这里的关键，便是阿拉伯世界的广泛民意，对这些亲美专制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催使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做出这一历史性决策。

费萨尔国王一年多后被一名留美回来的侄子刺杀，是否与此有关，言人人殊，此处不论。但是，尼克逊政府曾经准备发起军事行动占领沙特、科威特、阿布扎比等处油田，却尽人皆知。

50年来，中东局势经历沧桑巨变。《经济学人》周刊7月8日一期的中东专栏中，一边报道《以色列发动廿年来对（约旦河）西岸最大突袭》，在杰宁巴勒斯坦难民营造成严重人命和财产损失，一边披露了拜登政府正在促成沙特将其近年来与以色列半遮半掩的权宜同盟，升格为公开正式的外交关系，掌权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已经在与白宫积极还价。

在巴勒斯坦“维持会”总统阿巴斯因杰宁难民营惨剧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以色列”之际，山姆大叔却在紧锣密鼓安排沙特与以色列的“大婚”（借用《经济学人》的比喻），令人难以想象赎罪日战争时，沙特国王会对美国禁运石油，更不提当年参与石油禁运的阿布扎比，是三年前已经与以色列正式建交的阿联酋首都。

半个世纪之后，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专制体制依旧，但曾经有传奇声誉的“阿拉伯街头”，或是其对各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具体衡量这是因为阿拉伯基层民意对于以巴冲突已经厌倦，还是因为各国政府的社会掌控能力有了巨大提高。至少从宏观角度来看，曾经塑造“阿拉伯街头”共同情感的两大历史潮流先后退化，是明显的事实。

首先是近代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推动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在埃及纳赛尔总统任期内达到高峰，风靡整个阿拉伯世界。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发起的赎罪日战争，可以说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尾声，仍然足以迫使沙特等国对西方实施石油禁运，来迎合阿拉伯民意。在以阿冲突中屡战屡败，以及经济发展停滞落后，加上阿拉伯文化难以根除的部落主义，使得泛阿拉伯主义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在十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达到了高峰。但是，倡导宗教信仰而迅速带来的教派冲突和极端主义暴力，使得“政治伊斯兰”潮流比世俗泛阿拉伯主义，更快失去社会信誉和影响力。

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成就迅速褪色，还有反以色列调门最高的伊朗政权，卷入血腥的阿拉伯教派战争，以及自身向阿拉伯专制暴力趋同，都加剧了“阿拉伯街头”对“政治伊斯兰”的幻灭，以及对以阿冲突敏感性的下降。

只有弹丸之地的“四战之国”以色列，50年后成为睥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强权，迫使伊斯兰在耶路撒冷之外其他两大圣地的主人沙特公开与之结盟。这里固然有美国朝野的全力支持，但也无法否认以色列自有其政治、经济和科技成就，并且凸显百年来引领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的欧裔犹太知识阶层的出色能力。

然而，《道德经》说：“福兮，祸之所伏。”以色列近日国内政治危机的动因，已经预示未来的隐患，这便是《纽约时报》6月初评论：以色列哈雷迪原教旨犹太教徒人口平均25年翻倍，到2050年将占一半以色列新生人口。他们拒不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男性成年后仍然不事劳动生产，却是坚持向巴勒斯坦地区扩展犹太殖民人口的最主要政治力量。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