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中国如何面对“去中国化风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给螺旋式下滑的中美关系带来一丝希望，布林肯离京前表示，高层直接接触和持续沟通，是负责任地管理分歧和确保竞争不至于演变成冲突的最佳方式。

这次会晤过程一个突出特点是，中方“坦诚”直面中美关系严峻现实。这次会晤也使中美关系有一定层面的止跌。布林肯邀请中国外长秦刚访美，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客运航班进行探讨，同意扩大人文和教育往来，为更多学者、学生及工商人士互访提供支持和便利。但这不等于中美关系已经出现拐点，也不等于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奉行的以虚招“缓和（管控）”，却以实招加剧中美矛盾与冲突的行事方式会有所改变。

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在科技、媒体、教育与学术层面几近断隔。2020年7月互闭中国驻休斯顿与美驻成都领事馆，美国协同盟友全面展开对华发展阻遏及在印太地区对华围堵。这一系列行为与事件过程，自然不会是仅仅如气球事件那样的微观摩擦，或者局部矛盾与冲突的问题。

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正在全面聚焦阻击中国发展。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日本邀集西方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国家及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太平洋岛国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非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等全球重要代表国家，提出“去中国化风险”。峰会后，美国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F）14国危机应对网络，协同未来供应链活动与断裂预警机制。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西方已经有清楚思路与行动计划，致力于在全球构建与中国经济明显阻断的未来市场发展体系。表面上看是围堵，实际上是发展垄断、经济侵略与围剿。中国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中美关系困境，建立新而在更高水平上的中美及中美欧关系（发展）模式，未来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会非比寻常地严峻。

“去中国化风险”是“全球北方”界隔“全球南方”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潜台词是“去中国风险”。“去中国化”主要在于经济及科技领域，而“去中国”则指向整体发展与安全对立（抗），传达零和博弈理念。5月9日，中国外长秦刚在柏林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一起会见记者时表示：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

世界观与发展观之冲突

“去中国化风险”这个词的非同寻常在于：一、表明西方已经就阻遏中国发展形成整体性意识形态指向；二、这种指向并非因为中国具有侵略他国（西方）的行动或意图，只是因为中国发展与强大了，凸显西方阻遏中国发展的自私、狭隘及无知的固化；三、中国面临发展和安全的挑战及其破解，并非一时与局部，而具有长期性与系统性。这也表明，中国已面临正在丧失自上世纪80年代，由邓小平力主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良好国际发展大环境。

中美冲突表面上看是基于利益冲突及美国全球霸权的（重新）分配问题，根本上是认识论相左，是世界观与人类发展观之间的冲突。人类文明正处在由区域性发展形态，转向全面深度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必须解决好两大议程：一、以什么机制实现这一转变；二、全球化理念及力量与非全球化理念及阻力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前者意味着，各国尤其是中美之间要切实秉持人类生活和发展，彼此命运一体的务实理性，相向求解利益矛盾与冲突，推进全球自贸体系、治理和发展体系一体化融建，这是人类前途与福祉的惟一正道。尤其中美两国学者及学术层面，应展开广泛深入讨论（求解），而非依赖（局限）于一些当政者的陋见陋政。后者，分歧和斗争将具有长期性、残酷性，20年、30年，但结局只会有一个，那就是全球生活与发展体系的全面融汇和一体化，别无它途。

中国现面临的发展和安全严峻情势，既缘于美欧与中国现有政制不合拍现实下的底层矛盾，也完全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对于人类发展大势及全球命运依存关系的根本性认识与主动变革能力。

战国时期深谙天道奥秘的纵横家鼻祖王诩（鬼谷子）在《鬼谷子》中写道：一个人（国家）要把握好自己命运，定要审时度势，审天下之时，度天下之势。天下之时，就是天下大势的运动趋向；天下之势，就是推动天下大势的各种力道。圣人知时识势以治世，奸邪逆时生势而乱世。

人类最根本的发展逻辑（大势）就是：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市场规则与人类命运依存一体的治理和发展要求，不可逆，不可违。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积累的政策和发展红利，是基于国家由沿袭2000多年专制体制，转向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下的社会主义，继而由邓小平力主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启动了有限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与市场经济进程之下的社会生产力有效（部分）释放。但在积40多年改革开放基础上的今天，继续深化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释放，须要以有效借鉴西方社会治理和发展先进要素等，切实推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支撑。

强弱安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发展进程当下，必须注重中华文明精髓传承与拓新发展之间的协同，传承于精华而不迂腐，发展于缺失而不固陋，汲取于先进而不自限，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而又生机勃勃该有的样子。

中国能否成功转型升级而获得在未来全球治理与发展进程中的可行主导能力，即有效破解西方“去中国”指向下的严峻挑战，取决于：一、能否全面总结人类文明成果而具备可兼容全球（包括西方社会）的治理格局和能力；二、能否具有在经贸、科技、哲学、教育、文化、政治及尚武不霸的军事发展上的坚实能力；三、能否建立高品质的外向型全球投资与贸易体系。

中美贸易战掀开中美及西方与中国发展关系恶化的序幕。这既是中国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自主谋强的重大时代机遇。正是这一序幕的倒逼，中国提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及“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政策。

中国的强弱、安危，不在于美国或他国，惟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中国现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如何从政制建设上全面根绝腐败频生，消灭发展机会不公、不均，改变规则不明，革除导致治世英才不出、任人不贤、人才浪费、谄媚攀上、批判性思维缺失、学术颓废的腐政、惰政，摈弃导致发展障碍丛生、国际矛盾众多的有关理念及言行方式？治理清明、发展公正、学术踊跃而坚实、科技高速、军事强盛，不能光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而必须依凭每一个人创造力施展与福祉获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建设。

中华文明现正处在由古代和近代向现代及未来转型与重新缔造的进程中，光靠传统文化沿袭不够，仅有马恩学说文本不行，全凭西方模式不可。中国必须既能清楚认识与容纳包含东西方文明果实在内的全部人类文明精华，又能保有中华文明优秀内核传承，与人类各区域文明一起面对人类生活和发展问题，一起讨论与解决人类相处问题，这是中华文明的人类使命和责任！

中国应当着力于以国家整体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品质、能力与正道影响力，去向全球展现社会治理与发展体制先进的中国符号。中国全面综合竞技能力的提升，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民族复兴大业的完成，须以国家治理体系深刻变革而提升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去承载和践行。

作者是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