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玮：方言，只剩下自救？
自由席
华语与方言是零和还是共生关系？这是近日华文报舆论场讨论炽热的话题。这个命题也直接挑战新加坡奉行多年的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运动背后的思维逻辑：方言干扰双语学习，必须让位。
作为先讲方言，后学华语的70后，我是华语与方言共生派的拥护者。母亲是广东人，加上幼时在广东籍奶妈家生活，广东话是我童年的第一语言。天天煲港剧听港乐，看姨妈姑姐边打麻将边喊“碰”“黐”“食”。
在这样的环境中浸泡成长，我的广东话不是“学”来的，而是自然“上身”的。华语才是入学后，一撇一捺正式学起。学校里只讲华英双语，广东话自此退居为“家用语言”“长辈语言”。
说华语与方言可共生的原因很简单，它们都以汉字为基础，广东话本身就包含很多古汉语。
华语用“走”，广东话用“行”，“行走”这个词就很立体了。“吃”在广东话用“食”，“喝”为“饮”，“饮食”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华语和方言如植物跟水土，方言给华语提供了生命力——扎根的支撑和生长的养分。
须强调的是，虽说华语与方言共生，不表示不懂方言就一定学不好华语，也不是鼓吹用方言学华语。共生的意义在于两者的互通性，有方言为基础，华语的使用更具创造力和市井气，港台语言都有这类特色。像台语的“雾煞煞”“水噹噹”“冻蒜”等词汇很形象化，用于大众传媒时，信息的传播更立体。
人脑很奇妙，它跟智能手机不一样，方言置入后，不会吃掉装华语的存量。一个前提是，当中有一个语言不是“学”来的，而是在童年毫无学习意识的状态中入脑入心。决策者如果从小少接触华语或方言，就容易坚持华语跟方言是零和关系，而实际上这并非绝对。
43年前发起的“讲华语运动”力推以华语取代方言，如今方言严重没落，证明了这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反讽的是，华语成功取代方言后，在一个英语为绝对强势语言的大环境中，自身也正面临方言的命运。语言的学习在新加坡侧重功利性，若不是中国崛起，华语在新加坡凋零的速度肯定比现在更快。
至此地步，松绑方言对国人学习华语恐已难起多大提振作用。同样的，方言因长期被针对到不具任何威胁性的边陲地带，将之松绑，同样不可能妨碍华语的学习。
当年力推华语的另一目的是弥平各籍贯华人之间的分歧，并为建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做铺垫。这个源于特定政治目标的语言政策同样执行得当，中年以下国人几乎已毫无籍贯隔阂，有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祖籍地在哪里。
语言政策既达至两个目标，方言不再干扰华语学习，华语替代方言成为团结华社及形塑身份认同的语言，官方理应放心地放宽方言禁令。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限制方言，已没多少实际功效。电视台和电台听不到广东歌？上网搜就一大把。方言政策能松动多少，更多或涉及对语言政策的政治表态。
方言的重要性虽无法跟四大官方语言相比，但至少不必再视之为洪水猛兽。方言已是个垂死挣扎的老不死，在大选拉票、鼓励老人打疫苗或做重大政策宣导时，它才突然变得生猛。
如果继续只从功利角度看待语言，方言在新加坡极可能气数将尽，剩下的只有自救。像传家之宝那样，由家中成员、会馆宗亲以及志愿团体抱持对方言的情感与执著，扛起传承工作，直到被时代的洪流刷尽为止。
在方言问题上，年轻人的态度极为重要。他们如果连华语都不在乎，还会搭理方言吗？
如果只是一群70后或更年长的新加坡华人，在小范围内为方言的生存呐喊，方言在若干年后消逝成“时代的眼泪”，肯定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当老一辈逐渐卖咸鸭蛋去，年轻一代又认为方言可有可无，决策者还会在乎吗？
（作者是《联合早报》中国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