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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凯恩斯方案为何难解俄国问题?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2-06-04 07:55

程亚文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近来已因俄乌战争“一夜回到解放前”、彻底决裂。曾几何时,俄罗斯强烈表达出融入西方大家庭的愿望,与西方国家也一度交好。然而,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为何在对待俄罗斯时,不能像二战后对待德国那样,也纳入到同一个体系共享繁荣?“俄罗斯问题西方化”为何以失败告终?

回到20世纪上半叶,作为当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德国,对欧洲来说是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俄罗斯的一个大麻烦。与当时的欧洲政治家一味致力于对德国围追堵截相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很早就为“德国问题欧洲化”,找到一个巴黎和会的主导者所没想过的方案: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国际币制。凡尔赛和约的战胜者,在制定基于削弱德国的政策、建构迦太基式的和平时,没有想过在一个工业化迅猛发展、贸易依赖关系极为繁杂的时代,“整个世界是一个市场”,对战败国经济的全面针对,所摧毁的不仅仅是战败国,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体系,也会殃及自身。

二战结束后,欧洲逐渐建构起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贸易体系,十分清楚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70多年来,德国不再被欧洲人认为是一种威胁,相反是欧洲经济政治秩序的支柱。

凯恩斯当年对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没有套用到俄罗斯身上呢?一种说法是西方国家基于对苏联的记忆,一直对俄罗斯心有余悸,因而仍刻意防范。这说法是欠缺逻辑的,战后西方国家对德国,难道就不是“心有余悸”吗?可能还是要回到凯恩斯方案来找原因。在凯恩斯当年为德国问题欧洲化苦思冥想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的方案实际上存在着空间限度,即将德国纳入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的分享体系时,这个体系想进一步扩容,其实是很难的。

在凯恩斯的时代,世界还是以欧洲为中心,亚非拉等世界最广大区域,大部分都还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这其实构成了他的方案成功的基础。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其他区域为边缘的国际秩序中,为欧洲所能控制的世界资源和市场,足够少数欧洲工业化国家实现共同繁荣。这些工业化国家间的合作,可以在内部建立秩序的同时,将暴力外部化,即如英国左翼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欧洲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

国际秩序的真实内涵

二战结束后,欧洲殖民体系逐渐瓦解,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秩序的明规则,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体现的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但中心—边缘的等级性国际秩序,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作为潜规则和隐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只是以往在殖民秩序下,以直接驱使为特征的绝对等级性权力秩序,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共同而有差别”的国际秩序,即所有国家在明面上,主权一律平等,但在实际运行上仍存在着权力差别。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这种秩序的主要表达,所有国家都须要遵守相同的规则,但这规则的真实内涵,其实不是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中心,而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七国集团每年的年会,讨论的不仅仅是七个国家的事情,也是整个世界的事情,它们商议好了再推动转变为全球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以西方国家所制定的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谁是规则制定者,才是关键所在。

战后以来的美国霸权和上世纪7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七国集团,是当代版本的全球中心—边缘秩序的体现。凯恩斯的方案在这种秩序中是可行的,但如果去中心化,这个方案就会遇到瓶颈。世界并不需要那么多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也成为工业化国家之后,人们发现,中国一家就可以生产出供全球使用的大部分商品。在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是少数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这是掌握规则制定权和货币主导权、并以知识产权维持技术优势的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在最近几十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增长,所打破的正是战后以来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威胁到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潜规则。近些年来,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摆出一副不将中国打垮不罢休的架势,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触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奶酪。

如果说苏联解体后几年里,俄罗斯对成为西方国家还怀有念想的话,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念想已一步步破灭,并对与西方搞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抱希望。70多年前将德国吸纳入少数工业化国家的空间,今天已经没有了,德国问题欧洲化,已不可简单套用到今天的俄罗斯问题西方化。曾经一心向往成为西方一员的俄罗斯,最终既未能加入欧盟,也未能走进北约;相反还进一步受到北约东扩的威逼,反映了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区域共同体,以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的扩容限度及本质所在。

俄罗斯期望作为西方一员的尊荣,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严重错位的。西方并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不可能给俄罗斯提供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空间,而是希望它永远处在初级产品提供者的边缘位置。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西方国家以自己而非联合国的名义,对俄罗斯发起一系列欲置之于死地的制裁,对它的损害是巨大的。但这也让其他非西方国家再度警醒,它们看到的是70多年前的世界秩序和权力结构,又回归当代国际关系。

在美国总统拜登炫耀北约的团结时,非西方国家也清楚看到当代世界在“主权平等”名义下的国际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实质,少数西方国家压倒性的暴力集结能力,和对不顺从者的威胁意志,仍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核心所在,也是问题所在。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全球性的分工体系中,规则制定、货币供给和工业品生产,是少数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如果也想加入,就有可能瓦解少数国家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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