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提振中国消费的三大关键

套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说法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就如同早餐铺将“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压根儿就卖不出去。对于这种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典型的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已然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明年要抓好的首项重点任务。

?如何扩大消费？个人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保体系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还是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消费严重不足。为何消费不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指出：“实际上影响消费需求的最大因素，一个是退休金问题、一个是医疗保障问题、一个是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一个是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这里头除了子女教育外，其他三项都在我们的社保概念中。”

是的，正由于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让很多人不敢轻易花钱。谁都怕“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更别提养老问题。看一次大病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这样的医疗费用让人望而却步。年轻人想着以后还得养老，不敢乱花钱；老年人想着别拖累孩子，也不敢乱用钱。

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也使公众对未来缺乏信心，不愿更多地消费，选择将现金存入银行，即便银行存款利率一降再降，人们仍选择稳健理财，消费热情不高。这也就部分解释了2023年中国总储蓄率，为何会高达GDP的44.3%。

换言之，人们潜在的各种后顾之忧，已然成为抑制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这种消费的“恐惧心理”，直接压制中国市场活力。

二、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势在必行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制约中国居民消费的根本因素。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可支配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首先，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虽然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自2010年以来有所回升，但2020年仅为62.2%，仍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如美国同期水平为83.5%）。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多数时期低于经济增速，这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历史经验也证实，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并非洪水猛兽，反倒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良药。博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里，曾描述高工资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目前，英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似乎算高的，足以应付全家人日常生活开销，而且经常还会绰绰有余。”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商人和金融家固然积累大量财富，地方城市商人的财富也堪比大都市商人，但史家也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下层社会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高。学者麦金尼斯在《一座休闲城镇的出现：1660年至1760年的什鲁斯伯里》（A. McInnes,“The Emergence of a Leisure Town: Shrewsbury 1660－1760”）里写的：“不仅是中上层人们钱袋里的钱叮当作响，大多数工匠和劳工也富裕了。”

英国高收入加速消费商品需求

罗伯特·艾伦则在《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51）一书里，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处理，发现从1650年开始，英国工人的工资开始大幅增长，到18世纪，伦敦不仅是全世界工资最高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远比其他国家要高出许多。阿姆斯特丹当时属于较富裕的城市，工人日均工资折合白银9克，远高于维也纳、佛罗伦萨、德里和北京，但纵是如此，这座城市工人的工资，仍只是伦敦工人工资的一半而已。

据此，艾伦认为，正是得益于当时的高工资经济模式，使得英国人的消费不再是一种对基本需求的满足，而是超越物质享受层面，成为一种身份诠释方式和提高社会地位的行为。英国人特别是中间阶层，在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能力十分强劲，开始追求时尚，此时的英国已初步形成一个消费社会。

与此同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也在日益扩大。成熟的国内市场与日益扩大的海外市场叠加，使各种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以手工工场为支撑的生产能力，也就日益捉襟见肘。为了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几乎整个英国都动员起来。一名工厂主从他在伦敦经理人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无论你能生产多少产品，好的次的我们都要。”“你必须想办法发明。”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驱使着企业家、发明家绞尽脑汁去开发机械化生产技术，一方面以此来降低相对昂贵的劳动成本，一方面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三、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

为了方便解释这一问题，我们且借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包子经济学”来说明：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如同早餐铺将包子做出来了，但压根儿卖不出去。这种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典型的内需不足。

于是，有人开始从需求侧做起文章，号召大家去买包子。遗憾的是，包子还是卖不动。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于是，大家将目光转到供给端。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作为对策，那就是多做好吃的包子，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以期打开市场。但效果仍然有限，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销量仍然没有相应提高，很多人还是不买包子。

有人又进行一轮调研，最后发现问题症结在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太低，10元一个的包子，实在买不起，无法形成有效需求。于是，有人据此建议早餐铺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但早餐铺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这包子贵，10块钱一个的包子人们根本买不起。问题是，我包子的成本就在那儿。

假定这时人们的消费倾向不变，收入不变，要想把包子卖出去，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显然还得从供给侧着手，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主要还得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唯有如此，才能系统性地降低包子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更低的售价，往往会激发更大的需求。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