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济群 龚建文：我们对华语的回忆

根据2020年最新人口调查，华语是华族在家中继英语之后，最为普遍的使用语言。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新加坡华人将华语和他们的种族身份和文化习俗视为息息相关。

但华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其实从不稳固。在1965年独立以前，能说华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华人家庭中的主要语言是方言。的确，民间近年来出现一个说法，指1979年时任总理李光耀推行的“讲华语运动”，是文化流失、方言没落的主因。方言的衰退真应归咎于讲华语运动吗？近日，我们所做的一个项目“新加坡华文改革的民间与跨国历史渊源”，专注于披露年长者对华语的回忆与经历的定性研究，为华语在新加坡的历史展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景象。

华语的崛起，可追溯到清末。根据美国学者谭吉娜（Gina Tam）的研究，进入民国时期，基于国家需要所制定的国语，本来的决定较接近南京话，以回避北京话代表的清廷。几年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北京话代表了现代化与民族团结的精神，也更能受到华东与华南知识界的接受。1920年代，华语被中国国民党正式采纳为国语，并在所有国民党统治的学府推行。中华民国两大出版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与国家政策对齐，纷纷出版教授华语的课本。这些课本在1930年代就流传至中国内外的华校，海外华人社区也都开始采纳以华语为教学媒介的政策。

对讲华语运动的分歧

当华语教学渐渐普及，方言也慢慢被视为对发展的阻碍、是落后与前现代的象征。华语则被受教育的精英所学，而逐步与优雅文化关联起来。

同样地，我们研究的参与者也都描述了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华语在他们念书的学校作为教学媒介的情况。他们都述说求学时期的双语现象——在学校应用华语，在家中讲方言。这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毫无争议。

后来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虽是政府所发起，但绝不是一意孤行。当年也有很多华社领袖和活跃人士支持并协助推行。例如蔡锦淞（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陈建存（时任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当初都觉得，运动有促进共同语言与教育的价值。即便媒体大环境改变和方言禁播，平民对运动其实大多不闻不问，照样过自己的生活。

参与研究者的口述更反映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社会政治情势。当时反对政府的声音被压抑而有所消声。这时代也见证其他关键政策的推行，包括南洋大学的关闭和英语在教育体系转为第一语文。华社，尤其是华校生，在这期间亦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日益被边缘化。

我们应当如何回忆华语在新加坡的历史呢？讲华语运动虽然受到一些华社领袖和活跃人士的支持，但华语在华校的推行，其实在运动开始40年之前就已发生。当初在家中也是家长自行选择以华语而非方言与子女沟通。这些都在政府职权范围之外。

新加坡当今要务在于收集个人的经历与回忆，以让我们更加理解现况的由来。本地剧作家及前官委议员郭庆亮，在这项研究中受访时说：“所以先是有人这巴掌过去然后我们接了。这是政策，可是你也接纳了那个政策。或者是你接纳了他的智慧，或你觉得他那是一个好的决定，你接纳了。现在拍了一个巴掌，你当然可以骂他。但是你也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

在回想华语在新加坡从以前到现在的发展时，我们个人和社区到底做了什么？

作者卢济群是南洋理工大学语言学与多种语言研究系助理教授

龚建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文内提及的研究由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研究补助金所资助。研究中筛选的采访摘录在https://sgchinesereform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