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陈抗:宏观经济的拔河比赛


 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  更新时间:2022-09-20 07:55

经济纵横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二季度同比增长率只有0.4%。除了不利的国际环境,内部也面临不少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底把中国今年的增长率预测下调到3.3%,这与中国政府年初所定下的5.5%的增长目标相差甚远。

预测和分析宏观经济其实非常困难。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可以用一场特殊的拔河比赛做比喻。比赛在牛队与熊队之间进行,但双方没有固定数量的参赛人数,而且队员和观众都看不到比赛实况,只能根据事后收集和公布的数据了解情况。

拔河比赛还有三个特点。首先,两支参赛队伍都有一些信念坚定的队员,对同样的信息会有不同解读。例如,听到央行8月份下调主要政策利率的消息之后,牛队队员会给出“牛解释”,认为这能够提高信贷、刺激投资、鼓励购房。熊队队员却会得出“熊判断”,认为央行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调低利率,只能说明经济情况很糟,同时也不认为降低利息会使饱受困扰的房地产市场有所起色。

第二个特点是,拔河比赛还有不少观众。他们在场边观望,暂时没有行动,但并不保持中立。受他人行为鼓舞,或者自己觉得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他们也会进入赛场参加拔河。

第三个特点是,那些已经参加拔河者可以随时退出比赛,成为观众;也可以瞬时加入对方阵营,往相反方向使劲。对信息的不同解读,观众的不行动与行动,参赛者的退出和倒戈,都对拔河比赛的结果产生影响。目前的宏观经济模型,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何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及其互动进行加总的问题,分析和预测能力因此大受限制。

动态清零重创短期信心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抓住主要矛盾,对宏观经济走势做一些粗略判断。中国国家统计局从1990年开始每月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指数今年4月至6月平均只有87.5,与1月至3月118.4的平均值相比少了30.9。消费者信心指数这样大幅度的下降,在过去30年中从未出现过。

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与严格防疫措施有关。从收入看,那些受“静态管理”影响而无法正常营运的企业,员工收入大受影响。一旦企业倒闭,失业者的收入就没了着落。很明显,这些人会加入熊队,谨慎消费。

从就业看,失业或失业可能性的上升,都会影响消费。值得注意的是,16岁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今年来开始不断攀升,从去年底的14.3%上升到今年7月份的19.9%。企业冻结或缩减招收新员工的计划,很可能是他们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这些家庭的消费行为,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从消费活动看,疫情反复带来的商业活动中断和频繁的核酸检测,都会对消费意愿产生直接影响。那些受困于商场、机场、高速公路的故事,一经传播,也会影响其他人出门消费的意愿。

上述分析说明,受打击的消费者信心,有些在疫情缓和、防疫措施放宽的条件下可以恢复,有些则会形成永久的伤疤。当消费者信心不足时,就会看紧自己的钱包。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1月至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0.2%。

另一个分析短期变化的数据,是影响投资者信心的商业景气指数。商业景气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出现低谷,不过,它的历史最低点是在冠病疫情开始暴发的2020年第一季度,指数当时下降到88.2。从去年中开始,景气指数又持续下降,从2021年第一季度的125.2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2.7。分行业看,疫情的影响十分明显。酒店、餐饮业最不景气,指数在同期滑落42.8。

影响投资的中长期因素

然而,商业景气指数是短期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投资者的中长期预期。有一个变化趋势引人注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11年的23.8%一直下降到2016年的8.1%和2019年的5.4%。这个趋势发生在疫情暴发前,与防疫措施无关,也无法用中美关系紧张、反全球化势力坐大的外部环境变化来加以解释。

综合来看,所有制风险上升,非正式融资渠道受限,房地产市场低迷,可以解释投资气氛中熊队占上风的情况。

首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有同样的下降趋势。近年来,占整体固定资产投资60%的民间投资,所承受的所有制风险和监管风险明显上升。从反腐败运动、环保督察,到金融去杠杆、反垄断,民营企业相对来说,都受到更强的监管和更严厉的对待。

尽管政府曾提出要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领导人也发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的信心喊话,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变,在近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监管风暴中更是首当其冲。所有制风险上升使民间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

第二,中国金融改革滞后,造成严重的金融脱媒现象,加上近年来对非正式融资渠道的严厉监管,使投融资活动萎缩。从2017年的数据看,使用银行贷款仅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1.3%,有65.3%的投资依靠自筹资金,16.9%依靠其他资金。在“自筹资金”与“其他资金”这两个黑箱里,有很多都属于非正式的融资活动,例如亲友和企业内部集资,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借贷等等。受到银行和资本市场歧视的民间投资,往往须依赖这些非正式融资渠道。

然而,这些融资活动近年来受到严厉监管,使自筹资金来源受限。依靠自筹资金的固定自筹投资增长率,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有同样的下降趋势,说明民间投资增长的缓慢,与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受到严格限制密切相关。

第三,在固定资产投资中,住宅投资所占比重超过20%。自去年银行设立“三道红线”后,开发商普遍资金紧张,近来集中出现烂尾楼、购房者断供等问题。但是,早在2012年就出现住宅投资增长率迅速下滑的现象,从2011年的30%,下降到2013年的16.7%和2015年的-0.2%。显然,房价负担不起、人口老化、房屋空置率高企等长期因素在起作用。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降5.4%,房屋销售额下降28.9%,土地购买面积也下降48.3%。这些数据让我们知道房市中熊队和牛队拔河的情况。

金融业在自信中迷失方向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产品和服务市场开始,对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却一直非常谨慎,进一步、退两步。(参阅本人2020年4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市场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金融市场化的大方向还是比较明确。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资本市场的改革还在进行,先后加快信托、保险、债券、民营银行业务的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开始推崇“中国模式”,也使中国政府对目前经济运行体制的自信心不断加强,金融市场化的意愿也逐渐减弱。在2015年股灾后,行政手段对金融活动的干预越来越频繁。金融体制的改革怎么走?目标模式是什么?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这使金融业在自信中迷失了方向。

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2012年的46.2%下降到2015年的0.3%。从那以后,除了2019年外都是负增长,今年头七个月更下降了30%。这个数字印证了金融业发展迷失方向的判断。

“双轨制”的恶果

在1980年代,伴随价格双轨制,中国出现一批官倒爷,利用权力以计划价格获取紧俏产品,再转手以高价在市场中牟利,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官倒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现象,在取消双轨制、放开产品市场后,官倒爷就无利可图,失去踪影。庆幸的是,当时的领导人在“姓社姓资”的辩论中没有动摇,坚定选择走市场化道路,使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

然而,由于改革滞后,资金、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交易长期存在双轨制。掌握权力的人,可以低价获得这些资源,然后用高价转手。这些活动虽然不像倒卖产品那样明显,却能获得暴利。巨额租金,吸引了大量寻租活动,是滋生腐败、制造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君不见,近年来的腐败案件,大多与金融业相关,往往涉及巨大金额。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被误导,误以为只要取消市场化改革,就能减少腐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产生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却是市场化改革停滞。一旦实行资金市场化、取消双轨制,这些牟利机会就会消失。放弃市场化改革,只会走共同贫穷的老路。保持现状,不仅会创造更多腐败机会、使收入不平等继续扩大,还会使资金的使用越来越没有效率,使投资、创新活动进一步萎缩。

有些人认为,只要疫情过去,中国经济呆滞的情况就会迅速改善。上面分析说明,事情没这么简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执政党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这句话如何理解、怎么落实,其实是牛队和熊队“拔河比赛”密切关注的焦点。目前这个结果,恰恰综合了大家对过去10年中政府显示出来偏好的反应。稳经济,关键是稳预期、稳信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被误导,认为只要取消市场化改革,就能减少腐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然而,产生这些结果的真正原因,却是市场化改革停滞。放弃市场化改革,只会走共同贫穷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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