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强：戈尔巴乔夫改变 东南亚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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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以91岁高龄逝世，可谓高寿。他在苏联掌握最高权力前后不足七年，但全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世界政经秩序，结束冷战结构，同时终结庞大的苏联帝国，影响深远。可是，他对人类历史轨道和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改变，至今争论仍未停息，乌克兰战争就是大俄罗斯主义要重建帝国光辉的尝试。他任内推动的改革，也对1990年代前后的东南亚地缘政治，带来了深刻影响。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已在东南亚具有实质的战略角色。莫斯科支持越南共产党内部的亲苏派，默许越南占领柬埔寨，分化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同时使用金兰湾的设施。金兰湾是苏联在海参崴和东非之间唯一的温水战略基地，成为影响东南亚安全与和平的隐忧。另外，苏联作为共产世界的老大，对东南亚的地下共党革命也有支援和号召作用。换言之，冷战岁月的苏联，在本区域有真实的存在感和代理人。这种战略存在，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才逐渐产生质变。

早在苏联解体前，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强权的兴衰》一书，就指出过去500年来历史上走向衰败的强权，往往都因过度扩张侵略，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掌权后，进入一段漫长的停滞，但依然未放弃对外扩张，导致面对经济与外交的庞大压力。莫斯科侵略阿富汗，成了拖垮苏联经济的一大包袱，也引致西方阵营包括东南亚国家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内成长和攀升，自然洞察到这个体制的内卷停滞和经济短缺之原因。他上台后锐意突破苏联遭遇的僵局，其中一个战略上的努力，就是推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当时北京提出了三个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分别是苏联撤出阿富汗、减少在中苏边境的驻军，以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戈尔巴乔夫倾向改善与西方和中国的关系，马上让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冷战缓和的新形势，影响了东南亚共党国家的政经变化，以及随后的地缘政治。越共领导层在1960年代就形成亲中和亲苏两派，越战结束后，亲苏派取得胜利，但1980年代中期苏共和东欧的形势变迁，影响到越共内部的派系消长。当时越共面对经济欠佳和对柬作战的压力，党内经过强烈路线斗争后，结果在1986年的越共第六届党大会上发生戏剧性变化，亲苏的保守派居于下风，为越南开启经济改革取得关键一步。由于苏联的战略转移，越共也逐渐为柬埔寨问题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有利于东南亚的繁荣与稳定。

越南推动经济改革后取得可观成效，当苏联意外解体后，党内改革派在越共1991年第七届党大会上，地位进一步巩固，随后也铺平了越南正式加入亚细安的道路。若没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东欧的自由化路线，以及急于改善中苏关系，柬埔寨和东南亚的安全情势，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以缓和下来。

随着越南的改革和柬埔寨问题落幕，继承苏联的俄罗斯，无力延续金兰湾海军基地，使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格局为之一变。和平与繁荣成为1990年代东南亚的主旋律，当时的泰国首相察猜就主张，要将中南半岛从战场变为市场。

在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驱动下，东欧共党阵营形势剧变，对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也造成压力。1980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声势凌厉的年代，南欧、南美和东亚也深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击，东南亚各国残存的共党革命力量，其实已陷入革命无望和士气萎靡状态，若非终结也走向式微。

泰国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告终，马来亚共产党结束斗争，有些左翼政党也把党名内的社会主义字眼删除，如马来西亚的人民党。对马来西亚而言，马共问题解决后，大大减轻了剿共的安保经费，军队的建军路线也可以从陆军主义向沿海转移，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发展对华关系，加速马中双边互动。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的改革措施，本来是为了挽救苏联僵化的体制，但无意中触发了整个衰败帝国的解体。这个结果冲击到二战以后的全球政治秩序，带来的不是一般震荡，而是世界性的冷战结构终结。但是，这种剧变自然留下许多地缘政治的空隙和真空。苏联的势力在1990年代初退出东南亚，美国自越战失利后，也对东南亚采取一种善意的忽视（benign neglect）。这为后来中国填补这个空间创造了条件，尤其是1997年金融风暴后，升高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他在策略选择上缺乏纵深考量，没有渐进方案，又多条战线同时作战。苏联在极权体制下并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缔造，在国民精神上是松散而非统一的帝国。但是，戈尔巴乔夫对解放数亿人民的自由和灵魂，无疑是成功的，又改变了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与面貌。他的勇气和意志，也对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发挥重要影响。他虽然在俄罗斯和中国不获肯定，但对全球人类则留下伟大功勋、不朽遗产。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若没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东欧的自由化路线，以及急于改善中苏关系，柬埔寨和东南亚的安全情势，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