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宾鸿：安倍晋三国葬负评如潮 日本的“吊唁外交”为何难以如愿

来源：香港01

作者：祁宾鸿

9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为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额外拨款14亿日圆（1400万新元），其中将有8亿日圆用于安保，6亿日圆用于迎接来自约50个国家的外国政要。此前日本政府公布的国葬费约为2.5亿日圆，加上此次额外拨款后，预算将暴增至16亿日圆以上。可想而知，此一消息引发日本社会不少质疑。

首先，日本民间本就对“编列预算办国葬”一事颇有微词。根据日媒《读卖新闻》9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56%的受访者反对举行国葬，赞成的比例为38％；9月6日宣布国葬预算突破16亿日圆后，民众更是劣评如潮，根据日本Yahoo新闻的网路投票数据，有高达76％的人反对举行国葬，22％的人赞成，其他人则表示没有意见。赞成与反对的比例同前述数据相较，有逐渐悬殊的趋势。

此外，在野党议员们更是炮声隆隆。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安住淳便表示，政府原本还坚称只花2.5亿日圆，如今却一口气暴增到6.6倍之多，“6.6倍也好、16亿日圆也好，坦白说我不认为这会是最后的答案”；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也抨击，国葬经费一路暴增，却又无法保证就此结束，“这种违宪又无法源依据的国葬，一块钱都不该用到人民血汗钱，更别提要花用16亿日圆”，其同时在网上呼吁“停办违宪国葬”。

除此之外，社民党党魁福岛瑞穗也表示反对举办安倍国葬，“国葬有可能于法无据也违宪”，故其与社民党都将缺席国葬。其余诸如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等在野党，也已表明将原则上缺席国葬。

但最让日本政府脸上无光的，或许是“吊唁外交”的功败垂成。根据规划，安倍国葬将于9月27日在东京武道馆举行，但截至当下，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皆已表示不会出席。放眼七国集团（G7），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是唯一会参与的现任G7领袖，但各国政要与领导人云集的场景，已确定会大打折扣。

而“吊唁外交”的落空，反映了世界对日本与安倍的真实认知。

日本的“真实地位”

首先，之所以用“吊唁外交”来形容安倍国葬，是因这场活动本就是岸田文雄内阁在政治考量下，刻意做出的特殊安排。

回顾过往，战后日本废除了旧宪法，“国葬令”也遭取消，在皇室典范规定下，仅有天皇驾崩才能举行大丧（意即国葬）。唯一首相举行国葬的孤例，是1967年的吉田茂国葬，彼时日本政坛为标举吉田茂带领国家走出战后困境、确立发展方向、奠定经济基础的政治建树，破天荒给予其国葬殊荣。当然从政治视角观之，吉田茂卸任首相后仍长年掌控日本政治、担任操控首相的“影武者”，也是其能获此礼遇的原因之一。

1975年前首相佐藤荣作逝世，日本曾为其举行战后唯一一次“国民葬”，也就是由国家支付一部分葬费，再由政府及政党等团体支付余下费用。但排除吉田茂与佐藤荣作，历任战后首相逝世，举行的均是“合同葬”，即由内阁、国会或所属党派与遗族等共同操办，费用不牵涉国家公帑。如今安倍忽被提升至国葬等级，岸田的用意昭然若揭：希望凝聚右翼与修宪派的政治团结，同时吸纳安倍留下的政治能量，并借国葬场合邀请G7等多国领导人前来，营造自己善于外交、充盈日本“大国面子”的形象。

但从全球权力分配结构来看，如今的日本已非1980年代的巅峰状态。在经济场域上，日本的经济奇迹早在丧失第二大经济体身分时终结；错过网络产业后，日本只能持续仰仗汽车、钢铁、机械制造、光学、旅游业的剩余红利，其汽车产业更被中韩持续超赶，难回过往荣光。

而在政治场域，日本的尴尬身分更是一言难尽。国家的全球地位与其经济状态紧密相连，经济衰退的日本，自然不可能再享有过去的“大国荣光”；近年之所以频繁跃上国际新闻版面，还是因为中美博弈加剧下，日本选择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动员，频繁炒作“安保体制介入台海”、扩军修宪等议题，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失落的20年”前，甚至带点“脱亚入欧”的明治情结。

然光凭印太战略与台海话题，根本无助革新其老化的产业结构、刺激放缓的发展速度，更无法有效提升日本的实质地位。此次安倍国葬的“吊唁外交”能否风光，就与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的实质处境类似：美国的动态堪为关键。如若拜登带头出席，其余的G7国家领导人应有高概率“共襄盛举”，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悼念安倍，或是承认日本的“大国地位”，而是要将安倍国葬办成另一场G7峰会，以维系国家集团间的战略默契与互动，或许再通过发表演说与声明，增加政治精英的个人曝光。然在发现拜登无意出席后，其余G7领导人的前述政治目的便无法达成，参与安倍国葬的意愿自然下降不少。

此外，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话题，还是俄乌冲突以及受其连动的欧亚地缘政治、能源安全与粮食危机等议题；与之相较，一个衰弱的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为前首相举行国葬，似乎是相对无足轻重的政治事件。

争议漩涡中的安倍晋三

而在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外，安倍的争议形象同样会降低他国领导人的出席意愿。

首先，虽说安倍任内曾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但其立场确是战后首相中“右翼”色彩最浓后者；而与德国相较，日本在回应战争责任上又不如前者彻底，故此次国葬活动，不免要染上二战军国主义的色彩。

战后初期，日本确实曾深切反省侵略罪行，并对身为“加害者”一事后悔万分，1947年更将“和平”作为理念载入宪法，奠定了今日的《和平宪法》体制；但广岛和长崎遭遇核爆、盟军占领日本（1945－1952）等历史事实，又让日本民间生出“受害者”意识，使其对战争的解读日趋复杂。 1989年日本战时天皇裕仁去世，日本社会渐有舆论认为“要建构战争责任的新话语”，年轻人更对“反省历史责任”一事感到冷漠，种种脉络交织作用下，右翼政客开始了围绕历史问题的禁忌挑战。

例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便于近年的日本政坛上反覆出现，反驳慰安妇存在的矫饰之词更是层出不穷，颇具“修辞性”的战争论述也是不遑多让，上世纪90年代的官方道歉也被保守的自民党领导人持续规避。而如此操作的直接结果，便是助长日本“回避二战责任”的国家形象。在此状况下，外国领导人或会担忧，有鉴于安倍的“右翼”色彩，若在国葬上出现军国主义相关团体或元素，对与其同框的自己应是有弊无利，尤其德国曾竭力摆脱纳粹阴影，应会更想避免沾染二战轴心国的不堪过往。

此外，安倍与“统一教”的丑闻同样令其国葬蒙尘。 7月8日安倍在奈良遇刺身亡后，枪手山上彻也供称因其母沉迷“统一教”导致全家受苦，故在无法接近教派领袖的情况下，决定刺杀与“统一教”关系密切的安倍。如此案情引发舆论风暴，岸田文雄因此在8月10日宣布提早改组内阁，希望撇清自民党高官与“统一教”的关系。但根据《每日新闻》揭露，外相林芳正、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地方创生大臣冈田直树、环境大臣西村明宏、厚生大臣加藤胜信、总务大臣寺田稔、经济再生大臣山际大志郎等，皆与“统一教”有所往来，且岸田也早已知情。

此后人数一路累积，据日媒最后更新数据，当今议会大陆政府有106名国会议员与“统一教”有关，其中自民党占了八成，岸田文雄新内阁中更有高达30人与统一教有联系。如此结果引爆了冲天民怨，自民党遂于8月26日表示，将积极调查党内人员与“统一教”的关系，且预计最快于9月6日公布调查结果，显然有意挽救低迷的支持度。在此境况下，外国领导人或会担忧，此时前往日本参与安倍国葬，等于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主动卷入自民党与“统一教”的争议中。

综上所述，在日本国际地位辉煌不再、美国无意参与的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出席安倍国葬的意愿本就不高，安倍自身的右翼、“统一教”色彩更令这场国葬深陷争议。岸田文雄原想借此进行的“吊唁外交”，也在国际时局变化、政治争议并行下，走入无法风光如愿的意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