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合肥模式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 但复制非易事

为中国产业升级指路

在合肥国际机场大厅正中央，展示的不是代表性的城市元素和装饰，而是蔚来新能源汽车。

工作人员告诉《联合早报》记者，蔚来汽车（简称蔚来）是合肥的“土产”，把车子展示在机场大厅C位，能吸引游客对它进行静态体验，提高对蔚来的认识。

合肥是中国安徽省省会，蔚来和这座工业城市的缘分可追溯至2020年。蔚来当时因资金链断裂深陷危机，合肥在公司面临破产之际拿出7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3亿新元），换取蔚来24％的股份。 这笔救命钱让蔚来从命悬一线到浴火重生。在两年内，蔚来实现了盈利，股价也节节攀升，市值一度突破千亿元。合肥政府之后对蔚来股份的套现获得可观回报。

从长期效应来看，这项投资还吸引了大批上下游企业入驻，包括大众汽车、比亚迪，以及锂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使合肥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聚集地之一。

合肥去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74万辆，在全国排名前五；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在合肥下线。

合肥对蔚来的投资在外界看来是一次成功的豪赌，让“合肥模式”迎来高光时刻。所谓“合肥模式”，指的是政府以投资的形式吸引大型项目落地，促进产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地方产业升级转型。

事实上，被外界封为“最牛风投城市”的合肥早在十几年前就进行过两次令人惊叹的投资，分别是2008年拿出财政收入的一半投资中国显示屏制造商京东方；2017年出资超过100亿元合资成立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专攻储存芯片研发生产。

两项投资的成效显而易见，京东方的落户让合肥建立起了千亿级的新型显示产业链；长鑫存储则让合肥在半导体行业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成为中国少数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

凭借着合肥模式，合肥从2012年至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并在2020年跻身“GDP万亿城市俱乐部”。合肥去年GDP也达1.27万亿元，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

中国总理李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困境、经济转型之际，合肥模式成了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示范。

全国两会闭幕不到两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3月下旬邀请了25家中外媒体到合肥采访，了解当地政府与企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些平常少让外国记者参观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安徽）、以合肥为总部的国轩高科、阳光电源等中国制造业出口“新三样”企业也为媒体敞开大门，介绍产品和现代技术。

在大众汽车（安徽）面积10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的焊接车间，1000多台多轴机器人正在生产新能源车，庞大厂房因为工人稀少而显得格外寂静。

大众汽车（安徽）焊接车间主管辛克介绍，该车间的自动化率超过90%，整个车间只有140名员工。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可生产300辆汽车，但不久后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1200辆。”

几乎每家受访企业负责人都强调了公司在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以及合肥在产业聚集和人才培育的优势。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杉受访时指出，地方资本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能否准确把握市场驱动的产业发展趋势，而合肥政府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一支充分了解产业技术路径的专业团队。

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合肥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在技术界名声响当当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校培养出近60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每一千名本科毕业生中就有一名院士，比例是中国高校之首。

中国各城市争抢高新技术人才的竞争激烈

即便如此，受访政企主管人员指出，在各城市抢人才的竞争激烈下，合肥的高新产业人才依然面临短缺。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张云受访时不讳言，合肥未来三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短缺可能达到3万多人。他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国轩高科高级副总裁王启岁也指出，除了高级人才，与新能源领域相匹配的蓝领工人也非常稀缺。为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不得不与一些高校合作，提前“预订”这方面人才。

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合肥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不确定性。

中国“新三样”产能过剩近几个月成为中国与欧美的新分歧点。欧盟至今已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风力涡轮机发起反补贴调查。一旦调查认定补贴成立，这些产品进入欧洲后将被征收更高关税。

张云坦言，欧盟贸易壁垒对安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他也表示全球市场很大，安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做得非常好，并且随时可以开拓其他市场。

不过，中国各其他城市想复制“合肥模式”并不容易，一些城市在尝试过程中“交了学费”，成效却不理想。

张云说，合肥模式是建立在安徽战略叠加的优势之上，其中包括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崛起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他说，这为合肥提供了创新和产业基础的优势，以及较强的地域功能和和战略空间。

另有分析指出，“合肥模式”能成功，也包括该模式的底层逻辑，有效地兼顾金融回报和社会发展，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地方发展实力，更好满足当地人民生活的需求。而此前，合肥也没少受挫折。

例如，作为内陆城市的合肥，曾在2007年以46亿元引进中国最大民营船企江苏熔盛重工，甚至砸重金挖航道解决解决产品外运出路。但随着航运市场2012年急转直下，熔盛重工因巨额债务而暴雷。这次失败的经验，证明城市在寻求产业发展时，“逆天”之道不可行。

罗文杉说，合肥模式能不能被复制，要综合评估各个地方的产业基础、人才供给、和对产业的判断，且一定要因地制宜去做。

“因地制宜”在合肥官员们受访时被多次强调，这或许是他们这些年投资经验中总结出的体会。

合肥的经历证明，除了地方条件的硬实力，干部也须具备尝试的胆识和勇气，并且能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毕竟任何投资决策都带有一定的风险。 但眼下中国多地财政吃紧，风险的承受能力又与地方政府财力呈正相关系，这也意味着合肥模式要在其他城市成功复制将更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