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中国社会“长疮”了？ 无差别袭击事件背后 失意群体的心病危机

近期中国多地接连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引发社会对人民心理健康的强烈关注。中国人当前心理健康水平如何？日益突出的心理问题与暴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深层次的关联？

“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一个人做出如此残暴的举动？”这是广东珠海越野车撞人事件发生后，来自湖南怀化的向姓商人在案发现场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发出的感叹。站在珠海体育馆外，他难掩内心的震动，感慨一人之举让多个家庭支离破碎。

珠海体育中心11月11日发生越野车随机撞人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伤。 初步调查显示，事件与离婚财产纠纷有关。

嫌犯的动机，坊间流言纷纷。这名特地到珠海参加航空展的商人不愿妄加揣测，但他坚信，这种行径绝非精神正常之人所为。

珠海撞人事件的阴影尚未散去，仅五天后，江苏宜兴一所高校就有学生持刀伤人，造成八死、17伤。三天后，湖南常德一所小学校门口又发生一起汽车冲向人群的事件。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通报的恶性攻击事件已超过10起，其中七起在过去三个月发生，而这仅仅是官方公开的部分案例。

经常收集并发布中国公众事件消息的X平台（前推特）网民“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统计，过去一年中，中国疑似发生近100起公众袭击事件。《联合早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案例的属性和准确性。

袭击事件的频发敲响中国心理健康问题的警钟，引发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社会心理影响的反思，及其与暴力事件潜在关联的关注。

广州一苇渡心心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韦志中受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而是转向精神层面。

他说：“人们开始更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我是否感到开心？别人是否对我友好？我是否拥有价值和意义？我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当部分人更高层次的需求难以获得满足时，生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平衡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

调查：每10人至少一人 有患抑郁或焦虑症风险

中国正处于冠病疫情后的影响之中，经济复苏乏力是当下的主要挑战之一。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经历两大显著影响：后疫情时代和后经济时代。

他说，三年的疫情给公众心理留下了深远的创伤。封控期间积累的巨大精神压力，使人们的心理状态更加敏感脆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发布的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人们在2020年对物质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较2008年显著提升，但对家庭生活、身体健康等整体生活满意度均略有下降，对心理健康水平的感知呈现跌势。

该研究院2023年的最新调查进一步指出，中国每10人有至少一人有患抑郁或焦虑症的风险。

收入和就业状况对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372新元）以下的人群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无业、失业人员的患病率更是高达31%，反映了经济压力对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

谭刚强指出，收入减少、中断问题对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构成直接威胁。他说：“当生存条件被削弱，心理健康状况便会迅速恶化。”

谈及暴力事件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谭刚强指出，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冲突现象。他解释，双重人格的形成与当前社会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在社会舆论趋于统一、对多样化声音的容忍度较低的背景下，人们为了避免风险，习惯性地迎合外界的期望，却无法真正表达内心的感受。

这种“伪装文化”使得许多人在社会压力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内外割裂的心理状态，在特定职业群体中尤为显著，比如公务员和教师等。

极端事件是个体问题 却揭示社会深层矛盾

谭刚强说：“他们在工作中常被要求喊口号，执行上级指令，私下却对政策或相关要求存有不同看法。这种内外不一致的状态容易引发内心的矛盾和不满，而这些情绪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调适，就可能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引发极端行为。”

对于近期暴力事件的频发，有观点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病了”。不过，韦志中认为，这样的结论过于草率。

他指出，在社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个别个体因无法适应突发压力而表现出的极端行为。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反映社会的本质，是“转型过程中的表现，而非最终的定局”。

韦志中将社会中的矛盾比喻为长“疮”，即社会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疮”是毒素的集中表现。尽管“疮”令人不适，但并非不可逆转的疾病，而是对问题积累的一种警示，提醒社会需要自我净化和改进。

他指出，这些“毒素”源于多方面因素的沉积，包括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法治建设的滞后。这些问题弱化了社会的信任体系，使人与人之间的防御心理加剧，亲社会行为减少，最终削弱了文化信任感和社会凝聚力。

韦志中认为，个案虽然无法代表社会的整体状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来单独看待。

他说：“就像‘疮’是局部问题，但它也反映出身体内部潜藏的毒素。同样，这些极端事件是个体问题，却揭示了社会中潜在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引起重视。”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受访时指出，心理健康问题与暴力事件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两者的关联需要具体分析。

他说，以珠海的极端案件为例，单纯用抑郁或焦虑来解释可能并不全面。目前，肇事者是否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还须经过专业评估，尚无确凿的信息支持任何明确结论。

但他同时强调，失业、欠薪、工作不稳定等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这些社会压力不仅恶化个体状况，也为极端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对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带来威胁。

心理健康领域人才不足 社会偏见也影响求助情况

中国近年来加大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布局。但受访专家认为，该领域在人才资源储备和社会接受度方面仍不足，实际效果有待提升。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他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心理健康问题正受到中国政府和民众日益关注。

中共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到了2022年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了“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赵力涛举例，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工作已被纳入中国政府的健康规划和行动计划，研究机构也定期发布有关中国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研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获取便利性有所提升 但覆盖率仍不到六成

然而，面对心理健康需求的快速增长，这些努力仍显不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尽管心理健康的获取便利性有所提升，但覆盖率仍不到六成。

该领域的“人才荒”使精神科医生供给严重不足。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精神科医生仅有6万4000人，占医师总数的1.5%，显著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

此外，每年新毕业的临床医学学生中，选择精神科方向的比例不足1%。

心理学专业的就业困境已成为普遍现象。据中国高校研究机构麦可思2023年发布报告，应用心理学专业连续五年被列为“红牌专业”，是失业量大、就业率低、薪资水平不高的风险型专业。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指出，心理咨询行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影响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公众信任。

他说：“目前的心理健康服务可谓鱼龙混杂。学院派、商业派和关注社会变迁的力量缺乏协作，还存在竞争和内耗。一些机构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忽视社会变化和个体需求，导致服务效果大打折扣。”

谭刚强指出，当前的社会心理健康体系多以政治运动式推进，纳入行政管理后逐渐演变为“完成指标的任务”，使相关服务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效果。

他说：“现在的心理健康工作很多时候只是用指标来考核。一年要完成几份心理健康报告，办几场活动，但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从需求端来看，广州一苇渡心心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韦志中认为，心理咨询作为一种西方引入的概念，在中国的推广仍面临产品化的困难。与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相比，心理咨询服务在公众认知中难以被视为有形的“产品”。

韦志中说：“许多人觉得心理咨询不过是‘聊聊天’，因而对其收费持怀疑态度，缺乏认可和信任。”

专家：结合中华传统文化 心理咨询须走向本土化

他指出，心理问题常被误解为“脑子有病”，甚至与智商问题挂钩。这种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使许多人对心理健康问题避而不谈，担心被视为能力低下或地位受损。

他说：“这种偏见加剧了心理问题的社会污名化，直接阻碍了有需要的人主动寻求帮助。”

韦志中建议，心理咨询在中国的发展需实现本土化，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习惯。他以自己的心理茶馆为例，通过喝茶聊天的形式进行咨询，借助中国人以茶为媒、平等交流的文化传统。

他说：“这样的方式让来访者在较轻松的氛围中倾诉内心烦恼，同时有效减轻心理咨询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心理负担和面子问题。”

平衡公众需求与政府管控

中国官方在重大突发事件加强信息管控，收紧舆论空间。有学者称，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对公众的社会信任和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

珠海越野车撞人事件11月11日发生，警方在一天后才公布撞人事件造成大批人员遇难。相关事件的视频在案发当晚便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随后却被各平台删除。

网民对此事件的讨论受到严格管控；珠海等地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仅限于转发警方通报和报道高层指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告诉《联合早报》，社会舆论的收紧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当公众希望了解事件真相，却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获取准确信息时，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容易传播，进而破坏社会信任。

赵力涛指出，在日常情况下，社会信任下降对个体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可能不易察觉，但在紧急突发事件中影响尤为突出。

以珠海撞车事件为例，赵力涛说，对珠海市民而言，了解事件的具体细节是建立社会信任的重要途径。若信息不透明，公众无法获得确切信息，便会产生焦虑、担忧等情绪，这些负面情绪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但他也强调，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与政府的管理视角往往存在差异。在极端事件中，政府通常会适度管控信息，以防止模仿效应的发生。

赵力涛说：“这是管理中的一大挑战，即如何在防止模仿效应与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之间找到平衡。”

以法制为基础重建社会信任

中国多地发生多起随机袭击事件后，包括司法、公安等机关和多地政府在中央的指示下展开大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认为，现有措施存在主观性和标准模糊的问题，可能出现不公和误用权力的风险。

他说，排查的主体常由社区、街道或单位负责，排查工作通常设定特定的“嫌疑人”标准，但这些标准往往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容易引发争议。此外，一些人的个性化行为与主流文化不一致，也可能被贴上“流氓”标签。

谭刚强说：“一个法治国家应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而非依靠人为标准进行排查。一旦权力掌控者出于个人意图将不符合标准的人列为目标，就可能导致无辜者受到伤害。”

谭刚强认为，减少暴力事件的关键在于以法治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社会心理健康体系。

他指出，必须通过提供合法、公正且高效的机制，加强教育与社会保障，建立多样化的情绪宣泄通道。同时，官方也须注重消除社会不公，重建社会信任与希望，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