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郑钦文夺冠，体制内外交战？

有着“火箭少女”之称的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星期六（8月3日）在巴黎创造了历史。这个年仅21岁、自信、阳光的女孩为中国拿下了网球单打项目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她也是首位在奥运会上获得网球单打金牌的亚洲选手。

郑钦文的胜利在全球范围掀起一股旋风，而在中国舆论场，郑钦文如何取得成功，以及她的成功对中国体坛有何借鉴意义，更成为近几日媒体讨论的焦点。“郑钦文的金牌分量”“如何培养郑钦文”“郑钦文模式可复制吗”“郑钦文的家庭顶配”等文章都成为流量爆款。

郑钦文的巴黎奥运之旅一路走来并不轻松，先是在1/8决赛中苦战3个多小时，逆风翻盘战胜了美国选手纳瓦罗，而后又在1/4决赛中的不利局面下大比分2比1逆转德国名将科贝尔。

就在获得金牌的前两天，郑钦文拼尽全力，在半决赛上击败了自己从未战胜过的世界头号选手、波兰名将斯瓦泰克。经此一役的郑钦文，也迅速“破圈”成为全民偶像，更是中国各大品牌眼中的香饽饽。

郑钦文的成长之路

网球是世界三大商业化球类运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极高的关注度，而网球运动员也有着相当高的商业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郑钦文至少握有耐克、蚂蚁集团（支付宝）、佳得乐、伊利、威尔胜、斯维诗、霸王茶姬、兰蔻、劳力士等10个代言品牌。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23年度体坛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榜单中，郑钦文以总收入720万美元（约955万新元）的成绩位列第15，其中场外代言收入占据了绝大部分。

在高收入的同时，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也是高投入的。据中国多家媒体推算，郑钦文父亲郑建坪为栽培女儿至少投入了2000万元人民币（371万新元）。

职业田径运动员出身的郑建坪退役后从商。据企查查显示，他名下有四家公司，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汽车零部件、体育、汽车经销等领域。网民据此推断郑钦文家境不错，但即使如此，郑钦文也亲自证实，为了供她打球，其父也曾卖掉老家的房子。

除了倾尽财力支持，郑建坪还发挥了自己在体育圈的人脉资源。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曾带领中国女双选手李婷和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冠军，也曾指导过中国网球名将李娜的教练余丽桥回忆说，一开始并没打算收这个个头不高、身材偏胖的小女孩，“但是她爸爸非常执着。托付了第一个人被我拒绝后，又找到一个我很信赖的大姐来说情，我没法再拒绝”。

在饭桌上，郑建坪带着一家三口给余丽桥跪下，要让郑钦文认她做干妈。最终，郑建坪如愿所偿，来自湖北武汉的郑钦文，也就此成为了同乡李娜的同门师妹。

郑钦文复制李娜？

郑钦文在获得奥运金牌后提及前辈李娜，称她是才是亚洲第一人，因为她是第一个拿到大满贯冠军的球员。

作为中国网球界的传奇人物，李娜的经历比郑钦文波折得多，也因此为郑钦文探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网球运动员发展道路。

中国体育发展由于起步较晚，早期又缺乏商业化资金，于是采取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资源分配以及相对封闭的管理方式。

这种被称为“举国体制”的模式为中国队在奥运会和其他大型赛事中赢得了许多奖牌，尤其是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传统优势项目上。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缺点也开始显现，尤其是在网球这样高度商业化的项目上。

网球有着全球最完善的职业体系，球员没有名额限制，也不需要教练选派。顶尖的职业选手往往是奔波在四大满贯赛事（澳网、法网、温布尔登和美网）和各类杯赛、巡回赛上，以争取更高排名和累积高额奖金。

面对与网球格格不入的训练体系，个性强硬的李娜曾在200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首轮被淘汰后，炮轰国家队训练没有针对性，她这一年没有任何进步。

希望有更多自主权的李娜终于在2009年迎来了“单飞”时刻。中国网协正式同意包括李娜在内的四个女子网球运动员率先单飞，这也是中国网球项目职业化改革的开端。李娜后来的成绩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

与其说郑钦文是在复制李娜，不如说是李娜为郑钦文扫清了体制障碍，让她少走了不少弯路，从一开始就可以在更自由、更市场化的环境，作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

体制内外优劣论

跟随李娜脚步，将“单飞”执行得更加彻底的郑钦文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些媒体将此归功于“去体制化”，并认为这印证了市场化、体制外运作对培养运动员的积极意义。

自媒体“网球之家”发文说，体制内的网球不可能成功，脱离体制的网球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证券时报》也说，走向职业化和市场化，是现代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回到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只有不断推动市场化和职业化，才能够为更多的体育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然而，并不是所有运动都和网球一样已经具备完善的职业体系和成熟的商业市场。即使是网球项目，李娜刚单飞时，也面临着自负盈亏的巨大经济压力。

家底殷实、从小就走自由职业球员路线的郑钦文，也在2022年与武汉市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签过合约，代表湖北、武汉征战赛事，以换取当地官方在资金以及后勤保障上的支持。

微博大V博主“乔乔eureka”在社媒发文分析说，从青少年到职业早期的阶段，是最适合国家介入的，因为这是选手资金压力最大、但天赋已经初显苗头的时候；最好的模式是把选手当作一个风投项目，提供资助、少许监督，事务上别插手。

换句话说，中国目前在网球管理上的模式更像是一种介于举国体制和选手完全独立间的“混合制”。有自媒体分析，正因为这种混合制，才让郑钦文具备世界顶级竞争力的同时，还充满着家国情怀。

郑钦文在淘汰了瓦泰克后说，“一直有股精神支撑着我，那就是为国家拿奥运奖牌”，“我已经非常疲惫，但是如果你让我现在为祖国再打三个小时，我依然会全力以赴”。

郑钦文星期二（8月6日）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撰文，感谢中国观众，并说“他们为我加油鼓劲的呼喊声、手中挥舞的五星红旗，都让我备受激励”。

这些真诚朴实又不浮夸做作的情感表达，或许正反映出郑钦文这一路既得益于体制外职业化的培养，也受到过中国体制的政策帮扶。这种运动员和官方张弛有度的互动关系，不仅为中国网球选手提供了更广阔更多元的发展空间，也为中国其他体育项目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